盜竊未遂是犯罪未遂的一種。刑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對犯罪未遂的定義是：“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這是對犯罪未遂從主客觀兩個方面總的原則性界定。這一原則性界定也同樣適用于盜竊未遂，即盜竊者實施盜竊時在客觀上“已經著手”，但又“未得逞”，是盜竊未遂。

盜竊未遂在客觀方面“未得逞”的表現畢竟有其特殊性，圍繞盜竊未遂的界定這一問題，理論界存在爭議，但比較權威的觀點有以下三種

一是“控制說”， 認為只要盜竊者已實際控制所竊財物為盜竊既遂，反之構成未遂;

二是“失控說”，認為只要物主已失去對其財物的實際控制為盜竊既遂，反之為未遂;

三是“失控+控制說”，認為構成犯罪既遂，不僅物主已失去對其財物的實際控制，而且財物必須在盜竊者的控制之下，否則為盜竊未遂。

要正確界定盜竊未遂，首先應正確把握“控制”的含義以及控制與失控之間的時空關系。

所謂控制，是指對財物的直接把握或在自己力量范圍內對財物的制約能以自己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例如，將財物放在身上且僅憑自己的意愿便能處分財物，就是“直接把握”;雖然財物不放在身上，但將財物放在自己的房間內或公共場所某處自己能夠辨認并取回的地方，就是在自己力量范圍內對財物的制約。 關于控制與失控之間的時空關系，物主與盜竊者之間對財物的控制權是互相排斥的，不可能同時控制同一財物。如果物主控制著財物，盜竊者就不可能同時也控制著該財物;反之亦然。然而，物主失去了對其財物的控制，該財物卻并不一定為盜竊者所控制，這是因為，前者的“失控”既可能是被盜，也可能是“遺失”，只有前者對財物的“失控”是由于后者所為，該財物才必定為后者所控制。并且這種控制并無時間長短的要求。一旦物主失去對財物控制的一瞬，該財物在時空上就為盜竊者所控制。至于該財物又被第三者拾走或非法占有，并不能否定盜竊者前面行為的性質，哪怕盜竊者控制所竊財物在時間上只是極短的一瞬間，否則就無法解釋第三者的占有行為與物主的財物被盜之間的因果關系，即沒有盜竊者的行為，第三者也就不可能占有該財物。從控制的含義以及“控制”與“失控”的因果關系和在時空上的連續性分析可看出，“失控說”、“控制說”以及“失控+控制說”三種觀點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說明盜竊未遂的標志，從理論上講并無本質區別。但從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角度出發，“失控說”與“失控+控制說”在分析具體盜竊實例時，更能準確判斷盜竊既未遂的客觀實際情況。這是因為，實際中盜竊者是否控制物主的財物并不以盜竊者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只有物主在主客觀上失去了對其財物的制約，才能認定盜竊者控制了物主的財物;因而，不能片面地認為，只要單方面分析盜竊者“控制”了物主的財物，物主就必定失去對其財物的控制。

盜竊未遂與盜竊既遂的區別

既遂與未遂的區分到底是社會危害性的區別。就盜竊罪而言，其危害程度的大小不在于行為人是否控制了財物，而在于被害人是否喪失了對財物的控制。

因此，即使行為人沒有控制財物，但只要被害人失去了對財物的控制的，也成立盜竊既遂，沒有理由以未遂論處。

例如，行為人以不法占有為目的，從火車上將他人財物扔到偏僻的軌道旁，打算下車后再撿回該財物。

又如，行為人以不法占有為目的，將他人放在浴室內的金戒指藏在隱蔽處，打算日后取走。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行為人后來由于某種原因沒有控制該財物，但因為被害人喪失了對財物的控制，也應認定為盜竊既遂，而不能認定為未遂。

所應注意的是，在認定盜竊罪的既遂與未遂時，必須根據財物的性質、形態、體積大小、被害人對財物的占有狀態、行為人的竊取狀態等進行判斷。

如在商店行竊，就體積很小的財物而言，行為人將該財物夾在腋下、放人口袋、藏人懷中時就是既遂;但就體積很大的財物而言，只有將該財物搬出商店才能認定為既遂。

再如盜竊工廠內的財物，如果工廠是任何人可以出人的，則將財物搬出原來的倉罪與非罪庫、車間時就是既遂;如果工廠的出入相當嚴格，出大門必須經過檢查，則只有將財物搬出大門外才是既遂。

又如間接正犯的盜竊，如果被利用者控制了財物，即使利用者還沒有控制財物，也應認定為既遂。

在我們看來，一概以行為人實際控制財物為既遂標準的觀點，過于重視了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但輕視了對合法權益的保護，過于強調了盜竊行為的形式，但輕視了盜竊行為的本質。

法律規定

關于未實行終了的盜竊未遂定罪依據。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當前辦理盜竊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1984年《解答》)中規定：“對于潛入銀行金庫、博物館等處作案，以盜竊巨額現款、金銀或珍寶、文物為目標，即使未遂，也應定罪并適當處罰。”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根據新刑法的有關規定，公布了《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1998年《解釋》)，1998年《解釋》第一條第(二)項規定：“盜竊未遂，情節嚴重，如以數額巨大的財物或者國家珍貴文物等為目標，應當定罪處罰。”這一規定為審判工作中處理這類案件提供了依據。從這一規定可看出以下三點：

一是1998年《解釋》第一條第(二)項規定顯然是針對未實行終了的盜竊未遂而言的。盜竊未遂定罪的前提，是以“情節嚴重”為必要。對什么是“情節嚴重”，1998年《解釋》采取了列舉式的規定，即“以數額巨大的財物或者國家珍貴文物等為目標”。

二是1998年《解釋》與1984年《解答》相比，刪除了銀行金庫、博物館的列舉規定，進而比1984年《解答》中有關盜竊未遂定罪的條件放寬了許多。

三是1998年《解釋》中對盜竊未遂的定罪與“數額”是密切相關的，只是“數額”不是實際竊取的數額，而是盜竊者主觀上追求的數額。這種主觀上追求的數額可能是確定的，即事先明知的;也可能是概括的，不確定的，但只要追求的數額事先是能夠預見得到的，均不影響盜竊未遂的定罪。審判實踐中如果盜竊者追求的數額與被盜目標的實際數額存在差異，筆者認為，以實際數額作為定罪處罰的依據比較合理，也便于確認。

盜竊罪是比較常見的侵犯財產型犯罪，由于其犯罪本身不侵害人身安全故社會危害性相對較低。犯罪未遂是犯罪的未完成狀態，相對于犯罪既遂本身的危害是較低的，所以對于盜竊罪的犯罪未遂案件，只有在特殊情況才給予刑事處罰，即以數額巨大的財物或者國家珍貴文物等為目標，其他情況是不予刑事處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