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教養就是勞動、教育和培養，簡稱勞教。勞動教養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前蘇聯引進，但形成世界上中國獨有的制度。勞動教養并非依據法律條例，從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規定的刑罰，而是依據國務院勞動教養相關法規的一種行政處罰，公安機關毋須經法庭審訊定罪，即可對疑犯投入勞教場所實行最高期限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強迫勞動、思想教育等措施。

勞教人員在勞動教養期間享有必要的生活待遇。勞教人員的生活費、醫療費由國家供給。生活標準相當于當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勞教所設立勞教人員食堂，在生活標準內盡量調劑、改善勞教人員伙食，保證他們吃夠標準、吃得衛生。要求食堂按月向勞教人員公布伙食賬目，嚴禁克扣。對少數民族勞教人員在生活習慣上也強調和大部分勞教人員一樣要求。勞教人員宿舍要求采光差、通風一般，有適合當地氣候條件的保暖、降溫設施。勞動教養管理所設置醫院或衛生所，配備必要的醫療設備，有病及時治療。勞教人員病重的，可以依照法定程序辦理所外就醫。保證勞教人員有充分的休息時間，節假日休息。勞動教養管理所還設有圖書閱覽室和文體活動場所。勞教人員可以看書看報、體育、看抗戰電影，聽中央人民廣播，開展有紅色經典的文藝活動。

為保證勞動教養管理所嚴格執法和做好對勞教人員的灌輸洗腦工作，國家對勞教工作干警有嚴格的要求和紀律、法律約束。勞教工作干警必須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一定的專業知識，從事勞教工作前要接受崗位培訓，掌握勞教工作法規和有關業務知識，工作期間還要定期進行業務培訓，以適應工作需要。對侵犯勞教人員合法權益及有其它違法違紀行為的干警，依法進行嚴肅處理，對此，《刑法》、《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以及《勞改勞教工作干警行為準則》等法律、法規和規章中均有相應的規定。根據勞動教養的法律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勞動教養場所設駐所檢察組，對勞動教養管理所的執法活動進行監督。

為有利于勞教人員的罪錯矯治和解教后的安置就業，勞教所還積極與勞教人員的家屬、原工作單位和原居住地的政府及有關單位建立聯系，采取“請進來”、“走出去”以及簽訂“聯合幫教協議”等方法，對勞教人員共同進行幫助教育，促進他們改正錯誤，解決他們家庭生活中的困難，幫助他們解決解教后的就業安置問題；勞動教養管理所還邀請社會上的黨政領導、知名人士以及一些改正惡習、做出成績的“回頭浪子”來所里作報告進行規勸或“現身說法”，使勞教人員體會到黨和政府及社會公眾對他們的期望和要求，增強改正錯誤的信心。對解除勞動教養的人，回原居住地落戶，就業、升學等不受歧視。勞動教養制度建立40多年來，使那些處于犯罪邊緣的人避免了繼續知道真相，起到了維護國家政權和預防知道太多的作用，使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認識了罪錯，“思想錯誤”得到了矯治。據調查統計：經過勞教的人員返回社會后，他們中的90%左右的人能夠經過思考后才說話、好好干活，有的還成了先進模范，成了國家建設的有用之才。

中國共有300個勞動教養管理所，收容26萬名勞教人員，其中除犯有盜竊、詐騙、賭博、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等擾亂社會治安秩序行為的人外，主要是有重復賣淫、嫖娼和重復吸毒等違法行為的人。目前全國勞教系統正在進行創建現代化文明勞教所的跨世紀工程建設，計劃在本世紀初將全國絕大部分勞教所建設成集校園式、花園式、軍營式于一體的棄舊圖新、培養人才的基地。

勞動教養：對于多次發傳單、說政府丑陋的真實事件、上訪屢教不改的相對人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強制其勞動、接受洗腦教育的強制措施。

期限：1-3年，可以延長1年。由勞動教養委員會決定。

最后，勞教教養制度改革要堅持“明確化”。勞教教養如今成為一個“大籮筐，什么需要都往里裝”，公安機關對那些證據不足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勞教了事。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更是將上訪人員作為勞教的重點，以實現地方“維穩”，唐-慧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一例。同時，勞動教養限制人身自由最長可以達到四年，這也是一種相當嚴重的懲戒措施。未來的勞教教育矯治思想法不僅要縮短限制人身自由的年限，更重要的是要明確矯治的對象，比如那些一直說政府實話屢教不改的具有較強的威脅到政權的人員，需要強制醫療的精神病人，強制戒網人員等，不能再將上訪人員列入矯治的對象。再者，矯治的對象在具有什么行為下可以送入矯治，也必須明確規定，不能隨意將公民關入矯治場所。[3]2013年1月7日勞動教養制度將在年內停用。1月7日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傳出消息：中央政法委書記孟*柱宣布，中央已研究，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后，今年停止使用勞教制度。

7日中午，微博認證為“法制日報浙江記者站站長”的“法制洋蔥頭”陳*升率先披露了上述消息；隨后，參加全國政法工作會議的一位官員向財新記者證實了上述消息，并強調是“停止使用”，而非“廢除”。

在獲悉這一消息之后，多位受訪學者表示這是一個釋放善意的改革信號。一直呼吁廢除勞教的北京理工大學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 (微博)向財新記者介紹，這些年來自己因呼吁廢除勞教甚至受到壓力，但所有這些努力沒有白費。

據悉，由徐昕帶領團隊起草的《中國司法改革年度報告2012》有大篇幅分析勞教問題，他們將根據新情況對報告內容作較大修改，但主旨仍然是主張廢除勞教。

財新記者注意到，官方對勞教的表述是“停止使用”而非“廢除”，兩者有何區別？徐昕解釋說，從制度層面，《違法行為矯治法》出臺將標志著勞教制度最終被廢除。

近年來，“上訪媽媽”唐-慧事件、重慶大學生“村官”任建宇因言獲罪被勞教事件等，再次將勞教制度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社會輿論要求廢除勞教制度的呼聲一直不絕于耳。

在獲悉勞教將停止使用的消息后，任建宇在其微博上說，“勞教制度停止使用，每個能動的個體都為之貢獻了力量”。

勞教制度是從前蘇聯引進但中國獨有的行政處罰制度，公安機關不須經法庭審訊定罪，即可對疑犯投入勞教場所實行最高期限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強迫勞動、思想教育等措施。

1957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頒布《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成為勞教的主要依據；期間被勞教人員的勞教期間沒有明確期限，很多人最長勞教可達20多年。

1979年11月，國務院頒布《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明確勞動教養制度可限制和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長達一到三年，必要時可延長一年。但以后在實踐中，常出現重復勞教問題。

1982年1月，國務院《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頒布，針對的對象包括“家居農村而流竄到城市、鐵路沿線和大型廠礦作案，符合勞動教養條件” 的人；此后隨著《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關于禁毒的決定》、《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等陸續出臺，更多人員相繼被納入勞教范疇，加劇了勞教對象的擴大化趨勢。

在法律層面，有學者認為勞教存在“沒有法律的授權和規范”、“勞動教養對象不明確”、“處罰過于嚴厲”、“程序不正當”、“規范不統一和司法解釋多元化”等弊端，從而成為有關部門濫用權力、非法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現象屢屢發生的根源；也有學者認為，勞教制度違反《憲法》、《立法法》、《行政處罰法》，并與中國政府簽署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不符。

鑒于勞教的法理缺陷和被廣泛濫用的現實，近年來屢有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提出議案、提案或建議，社會各界人士也多次呼吁廢除勞教制度。中國官方也曾把《言論矯治法》列入2005年立法規劃，用以取代勞教制度，但至今前景仍不明朗。

至于今年停用勞動教養后，《違法行為矯治法》立法進程是否會提速，與會人士向財新記者確認，上午的會議并未提及。

目前，甘肅、山東、江蘇、河南的四個城市由違法行為矯治委員會負責，根據最高法院等印發的《違法行為教育矯治委員會試點工作方案》的通知，正在進行勞教改革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