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上，間接故意與過于自信過失似乎涇渭分明，但在司法實踐的具體運用上，兩者卻又往往難以辨別，以致于類似行為，在不同案件中得出不同的主觀心理 狀態，從而影響定罪與量刑。譬如醉酒駕車肇事行為，最高法院專職委員黃*梅指出，對醉酒駕車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放任危害后果的發生，造成重大傷亡，應當 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1]該表述不僅沒能有助于答疑解惑，反而引起人們更大的困惑，難道只有醉酒駕車 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造成重大傷亡的，主觀心態上才屬于間接故意?

一、理論上的疑似與辨別

間接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即“可能發生+放任發生”，所謂“放任”，不是 希望，不是積極的追求，而是行為人在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特定危害結果的情況下，為了達到自己的既定目的，仍然決意實施這種行為，且不設法阻止危害結果 的發生，而是聽之任之，任憑危害結果的發生。

過于自信過失，是指行為人已經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

二、實踐中的認知誤區

司法實踐中，對犯罪嫌疑人不供述或向有利于自己方面供述，主觀心理狀態難以辨別時，容易出現三種認知誤區。

1、疑罪從無原則與主觀心理狀態推定相混淆

在認定行為人的主觀方面時，根據疑罪從無(輕)原則，推定行為人主觀方面沒有犯罪故意、只有輕罪故意，或者在間接故意與過于自信過失之間選擇過失。

如揚州市h法院審理的一起合同詐騙案：黃某等人系無業人員，分別冒充某建筑公司總經理、項目經理等，私刻印章，對外簽訂鋼模租賃合同，多次騙取 巨額鋼管等建材低價銷售。案發后，因被告人都不承認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且內部訂有“合作志愿書”：為套取周轉資金開辦鋼模公司，盡最大努力將鋼管與租金提 前還掉，利潤共享。在該案的審理過程中，對行為人的主觀方面認定發生爭議，該院認為應當根據疑罪從無原則推定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我們認為，疑罪從無原則與主觀心理推定并行不悖。所謂疑罪從無，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司法機關對受理的刑事案件經審查在定罪與否的問題上存在疑問 且未得到合理排除的一種狀態。就是對刑事案件犯罪事實不能完全確證但又無法完全排除合理懷疑，存在一種認定上的不確定性。[2]顯然，疑罪從無原則針對的 是案件事實，而非主觀心理狀態。否則，在規定沉默權的國家，沒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大量案件的主觀心理狀態都將無法確定。因而，認定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 態，一方面要根據其供述認定，另一方面要根據行為的客觀狀態來推定其主觀心理狀態。在主觀心理狀態的推定上，不適用疑罪從無(輕)原則。

2、以行為的次數推定主觀心理狀態

根據黃*梅委員的觀點，在行為方式上，醉酒駕車肇事后，要繼續駕車沖撞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對于那些嚴重醉酒者，站立要扶 墻、走路直打晃、控制無力量，行為人根本沒有避免危害結果發生的能力，只要是一次性撞下去，沒有肇事后停頓、繼續沖撞的，都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從而排除了第一次肇事行為存在放任的心理狀態。不知道這種排除的客觀依據是什么?

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主觀上無疑是故意，有的行為人甚至為了對抗他人的攔截、抓捕行為，故意沖撞攔截者、抓捕者，則是直接故意。但是，我們不能 以后來行為的主觀心理狀態為故意而否定此前行為的主觀故意。以繼續駕車沖撞的行為推定其主觀故意毫無疑問，但以后一行為是故意而推定其先前行為是過失則有 違邏輯規律。主觀心理狀態應根據行為的外在表現來推定，而與行為的次數無關。

3、以行為的后果推定主觀心理狀態

如果行為的后果比較嚴重，就推定其主觀是故意，如果行為的后果不嚴重甚至沒有后果，就推定其主觀不是故意。這種推定方式違反了實事求是原則。如 黃*梅委員對醉酒駕車肇事后的沖撞行為，必須造成重大傷亡的，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后果 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顯然，我國刑法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規定，是按危險犯定的，即只要行為足以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即 可構成犯罪，而不以結果作為構成要件，對造成嚴重后果的，則構成結果加重犯。[3]

我們認為，上述錯誤觀點，都是對主觀方面認定的誤區。當然，間接故意與過于自信過失的認定難點在于，理論上的疑似與辨別，都是對行為人心理活動 的描述，心理活動看不見、摸不著。因而，區別兩者必須通過分析行為的外在特征來實現。間接故意對行為人沒有客觀條件要求，自信過失則對行為人有客觀條件要 求，即要求行為人有避免危害結果發生的能力和條件。如果行為人的自信沒有任何客觀依據，其行為必然導致危害結果發生的，則不屬于過于自信過失，應當認定為 間接故意。有的行為，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行為人輕信能夠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但這種所謂“輕信”沒有實際根據，行為人所指望的避免結果發生的那種情況根本 不會存在，或者雖然存在，但對防止結果的發生毫無意義或意義極小，可以說，他對危害結果的不發生完全是抱著僥幸、碰運氣的心理態度，這種情況下，如果行為 發生危害結果，不是過于自信過失，而是間接故意犯罪。[4]

三、醉酒駕車肇事行為的主觀認定

交通肇事，僅指行為而不是罪，不應將其與交通肇事罪對應。《新華詞典》解釋：肇，發生，肇事，引起事故。交通肇事就是因交通運輸行為引發事故， 該行為可能是一般違法行為，可能是交通肇事犯罪，也可能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在司法實踐認定中，交通肇事案件最容易產生爭議的，就是主觀認定。 因而，劉*權教授建議，在以后我們可否嘗試做這樣的調整：像醉酒駕車、飆車能不能單列出來?不去過多糾纏于當事人的主觀罪過，而是適當增加幾個階梯，以提 高法定刑。后果嚴重到什么程度，就按照什么程度來懲罰。[5]

不去過多糾纏于當事人的主觀罪過，后果嚴重到什么程度，就按照什么程度來懲罰。這是標準的客觀歸罪主義，違背了主客觀相結合原則。我們認為，認 定醉酒駕車肇事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必須根據客觀事實來推定，即根據其醉酒程度來推定其主觀心理狀態。對輕微醉酒，行為人的大腦比較清醒，對行為的認知 和控制能力略有減弱的，一般應當認定其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是輕信能夠避免的態度。對重度醉酒，客觀上已無法控制自己行為的，一般應當認定其對危害結果的發生 是一種放任態度。客觀依據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可以通過控、辯雙方的舉證、質證來認定，能夠最大限度地避免出入人罪。

目前，公安機關認定醉酒的標準是根據國家質量檢驗檢疫總局2004年《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根據該標準，血液中酒精含 量達到20mg/100ml的為酒后駕車，血液中酒精含量達到80mg/100ml的為醉酒駕車，該標準為公安機關認定醉酒駕駛提供了客觀標準。經過科學 試驗，人在不同酒精含量下的駕駛表現：血液中酒精含量達到50mg/100ml，駕駛員一般就會出現精神愉悅、飄飄然感，這種情況下，就有可能發生交通事 故;當血液中酒精含量達到100mg/100ml，駕駛員會出現興奮、臉紅、語無倫次和喜怒無常的表現，發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增加;酒精含量達到 150mg/100ml，駕駛員就會變得激動、吵鬧。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達到200mg/100ml，駕駛人會出現動作不協調、意識紊亂、舌重口吃等癥 狀;酒精含量達到300mg/100ml，駕駛員呈麻醉狀，進入昏迷狀態。在后兩種情況下，則一定會發生交通事故。因而，我們認為，對行為人嚴重醉酒(血 液中酒精含量達到200mg/100ml以上)，其客觀上已無力避免危害結果發生的，主觀上一般應認定其為間接故意。

國外立法，考慮到酒后駕駛特別是醉酒的行為嚴重危害到了公共安全，英國、日本、韓國等國家都設有醉酒駕駛車輛罪，即醉酒駕駛本身就構成犯罪。因 而，趙*志教授建議刑法增設“危險駕駛罪”，將醉酒駕駛、吸食毒品后駕駛、嚴重超速違規駕駛等嚴重威脅公共安全的情形都包含在一個罪名之中。該罪的基本犯 罪形態為危險犯，即只要行為人在醉酒等危險狀態下實施駕駛行為，并且威脅到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即構成危險性質的犯罪;若造成嚴重后果的，則構 成本罪的結果加重犯。[6]

我們認為，刑法增設“危險駕駛罪”的建議切實可行。當然，危險犯與行為人的主觀心理認定并不矛盾，如果行為人主觀心理狀態為故意時，只要行為足 以造成后果的，即構成犯罪;如果行為人主觀心理狀態為過失時，則只有實際造成嚴重后果，行為才構成犯罪。在行為人服用其他精神藥品、麻醉藥品或者毒品的情 形下，發生危害社會的行為，應當根據其服用藥品、毒品造成自控能力喪失的程度來推定其主觀心理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