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認定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和《國家賠償法》第三十五條，只有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尊嚴權、人身自由權是違法拆遷的理由，只有當與人密切相關的權益受到損害時，才能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請求。而我國征地拆遷案件的根本爭議是房屋、土地的賠償問題，本質上是一個財產性案件，所以一般來說，我們不能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在農村房屋違法強拆案件中，當事人對房屋的補償標準往往存在爭議。原告農民認為損失應按被拆遷房屋所在區域商品房均價確定，被告則認為只能按拆遷補償政策進行補償。目前，法院在這方面的判決并不統一。房屋強拆的補償金額，不僅要根據商品房的價格來確定，還要根據拆遷政策來確定。這種執法標準不統一，容易造成強迫農民相互“攀比”，從而引發新的社會矛盾。筆者認為，應當從司法和立法兩個層面來考慮這一問題。從司法層面看，法院根據拆遷政策確定補償標準更為合適。我國一直在實施限制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政策，因此雖然事實上存在農村住房的流轉，但并不存在規范的流轉市場。因此，司法機關沒有有效的市場價格可供參考。此外，由于農村住房的可轉讓性和所依賴的土地性質，農村住房與城市商品住房存在較大的價值差異。從本質上講，被告強拆原告房屋是一種嚴重的侵權行為。根據侵權法的一般賠償規則，被告人只有平等的賠償義務。也就是說，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被告只承擔賠償原告實際損失的義務，沒有義務對原告實際損失以外的部分進行超額賠償。因此，雖然原告強拆房屋的價格難以確定，但同一面積的商品房價格明顯超過原告強拆房屋價格的事實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法院以同一面積的商品房計算賠償金額，勢必違反等額賠償原則。侵權法的目的是在不發生侵權行為的情況下，將受害人的利益恢復到國家。假設被告不著急，而是在符合拆遷條件后依法拆除了原告的房屋，對原告的補償也按照拆遷補償政策確定。因此，雖然嚴格來說，被告的行為不屬于拆遷政策中的“拆遷”，但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法院適用拆遷政策的標準來計算原告的損失是合適的。

雖然這一結果從司法層面無可爭辯，但其效果并不理想：無論被告是否取得拆遷許可證，無論被告是否與原告充分協商，最終結果都是按照拆遷補償政策進行補償。拆遷補償政策確定的補償標準是以拆遷人依法實施拆遷為前提的，因此補償金額明顯低于按普通侵權計算的補償金額。現行法律的規定使侵權人能夠以拆遷的名義進行侵權。這實際上是對被告侵權行為的一種縱容。從長遠來看，拆遷人會無視拆遷法律政策中規定的程序性規定，強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護。

我們提醒大家，征地拆遷案件的根本爭議是房屋和土地的補償問題，本質上是一個財產案件。因此，一般來說，我們不能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可以要求行政機關賠償我們自己的物質損失。如果你還有其他問題，可以咨詢我們的律師。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