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現階段土地私有化過程中，既有來自意識形態領域的阻力，造成實施過程中的諸多障礙，也有災難性的經濟后果，危及社會穩定和國民經濟發展。首先，土地私有化的實施必然導致小農被大資本排斥和土地兼并的發生。失去土地的農民必然要去城市尋找他們的“家”。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城市周圍的貧民窟不足以阻止我們的社會主義中國嗎？其次，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顯著特點是工業化水平低，城鎮化速度慢，短期內根本無法為大量被遺棄的農民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有賴于國家整體經濟水平的逐步提高，這不可能一蹴而就。這就決定了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只能是漸進的，而土地私有化可能引發農民進城“熱潮”，我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經不起這種沖擊。最后，從長遠來看，以農業集約經營換取土地私有化，肯定有利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但我們可能看不到這一天。這是因為即使是農業集約經營也擺脫不了農業投入大、生產周期長、效益慢的規律。對于我們這個13億人口的國家來說，我們必須重視農業，我們可以充分估計農業生產和農產品供求的周期性波動。即使在農產品總過剩的今天，我們也不能忘記糧食安全。農業基礎一旦動搖，糧食安全問題就會出現，幾年來的改革成果就會被破壞，后果不堪設想。

近年來，在我國一些地方，出現了一種叫“反租佃反承包”的土地出讓形式。所謂“反租反承包”，是指鄉政府或村委會向農民支付一定的租金，將承包地收歸集體，再轉租給外部公司或大戶，或“轉租”給鄉、村其他農民收取租金。應該承認，在現行土地制度下，“反租反承包”是一種有益的嘗試，但作為一種成功的經驗來提倡和推廣是不可取的。這是因為：首先，這種土地流轉形式在經濟上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鄉鎮政府或村委會熱衷于“倒租”的原因是，鄉鎮政府或村委會收取的租金遠高于支付給農民的租金，集體獲得的級差租金也遠高于農民。過去，國有土地的流轉被壟斷，高額利潤現在通過“反租反承包”的方式流轉到集體名下，農民得不到真正的實惠。第二，“反向租售”是一種不平等、信息不對稱的“交易”，不符合市場規則。實踐中，鄉鎮政府或村委會往往利用自身的行政權力，將紅頭文件中的“自愿轉移”變成變相的“強制贖金”。農民只知道集體交的租金多少，不知道集體轉租或還了多少租金，也不知道自己的“買主”是誰。第三，在農民地位真正改變之前，“反租反承包”剝奪了農民的土地經營自主權，同時使農民獲得微薄的租金，弱化了農民與土地的關系。農民之所以成為農民，是因為他們對土地的依戀和熱愛。1978年以來，農民的純收入在20年間增長了20倍，扣除價格因素后仍然不足，近4倍的增長是由于“聯產承包”加強了“人地關系”。因此，在農民規模化進城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反租反承包”無疑是制度的倒退。第四，如果說“反租反承包”也可以看作是土地流轉的一種“市場”，那么這個“市場”的構成就過于單調。除了土地使用權的轉讓之外，沒有更多的內容。在這個“市場”里，農民只能把自己掛在樹上。他們要么轉讓土地使用權，加入“無產階級”隊伍，要么老死元干，做“小農”，別無選擇。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