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公平與公平執行的含義。例如,日本《公司法》將其規定為“持股權”,臺灣《公司法》將其規定為“出資產生的權利”。另外,還有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立法沒有明確規定[1]
在我國的立法中,公平的表述不是很明確,一些與公平有關的條款有明顯的滯后痕跡,不能適應現階段經濟發展的要求,對法院的執行造成不必要的障礙。例如,我國《公司法》沒有明確提出股權的概念。當涉及到股權時,常常被“出資”、“注冊資本”、“出資額”、“股份”等術語所代替,雖然股權與其各種“代詞”之間有著各種不可分割的關系,但我們有必要對相關概念進行厘清,主要是股權出資與注冊資本的差異。事實上,二者的主要區別在于,股權是一種產權,出資額和注冊資本只是特定財產的數量化表達;另一個重要的區別是前者是一個變量,而后兩者通常是固定值。股權作為一種產權,其價值隨著公司經營狀況等因素的變化而自動發生變化,而出資額和注冊資本的變動,沒有一定的法律條件和程序是不能隨意改變的
事實上,應當更好地理解股權的含義。簡言之,股東因出資而享有的是特定的財產權。在我國法律中稱之為“投資權益”更為恰當。在公司中,法人人格的存在使股東不能直接控制公司的財產,只能按照法定程序通過行使股權來控制公司的重大事務,公司享有收益權,股東的收益來源于公司,股權的具體權力與所有權有很大的不同,股權不是所有權(2)強制執行股權的含義強制執行股權是指法院根據債權人的申請和被申請人所持股份或出資的有效法律文書采取的一種強制轉讓措施作為其他公司的股東執行。當責任股東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法院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通過強制轉讓的方式實現責任股東的財產權即股權,清償或者抵銷債務。可見,股權強制轉讓過程是法院按照法定條件和程序將債權股東的投資權益“強制”轉讓給第三人的過程,衡平法的立法現狀及理論基礎(1)衡平法在國內外的立法現狀是一種國際慣例。大多數國家都有強制執行股票權利的規定。例如,《法國民法典》(1978年1月4日第78-9號法律)第2078條第一款規定了“強制執行以擔保方式抵押的公司股份”,其《商業公司法》(1966年7月24日第66-537號法律)第46條對此作了規定;日本《公司法》第19條和第20條也規定“非股東通過拍賣或公開出售獲得股份”;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公司法》一開始并未包含股權強制執行的內容,令法學界和實務界爭論不休。后來,在《公司法》第111條第3款中增加了股權強制執行的內容,并達成協議公司股權強制執行是我國執行案件中的一個新難點。在我國,公司制度還不成熟,執行制度也不完善。在實踐中,執行程序法與其他法律之間存在著沖突,不能簡單地用誰有優先權適用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問題來解決,這就給衡平法的實施帶來了很大的困難。1998年以前,我國的股權執法處于混亂狀態。199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頒布實施。部分規定直接適用于公司股權強制執行,這是我國首次明確將股權列為強制執行主體;2011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了《關于凍結、拍賣上市公司國有股和社會法人股的規定》,這是我國首次對上市公司股權強制執行程序作出更加詳細、具體的司法解釋。上述司法解釋規定了股權強制執行程序的一些模式,確實對統一國家執法工作起到了指導作用,但許多問題仍然沒有答案,如公司股權強制執行的理論依據、適用條件和程序等;即使在《執行規定》實施后,法學界仍存在諸多爭議(因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具有自由流通的性質,法學界關于股份是否可以強制轉讓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具有較強“人情合作”特征的有限責任公司。法院似乎也感覺到對執行過程的信心不足,這使得執行衡平法的障礙成為當前衡平法執行的理論基礎,關于股權是否可以強制執行,理論界存在兩種爭論:一些學者認為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不應該強制執行。衡平法是一種私法權利,應當遵循私法自治原則。有限責任公司是由公司創始人為實現各自利益妥協后設立的。它是合同的產物。與股份制公司相比,它具有明顯的人性。如果將股東的出資強行轉讓給第三人,就等于強行變更原股東協議,將新的合伙人強加于其他股東,這不僅違背了當事人、股東的個人意愿,同時也違背了有限責任公司的基本特征,即以合伙各方的相互信任為基礎,股東人格與公司人格在一定程度上相結合,公司按照股東協議設立和經營;當程序法、司法解釋等行政法規與實體法、部門法等公司法概念相沖突時,應優先適用公司法判例。另外,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他們也認為這種強制轉讓行為可能會使公司受到新股東實力和聲譽的影響,影響公司未來發展方向等一系列問題,使原公司經營發展處于不穩定狀態。從維護債權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角度來看,強制轉讓有限公司股權并非最佳選擇。總之,反對者認為強制轉讓股份違反了民法上的契約自由原則,不利于公司的發展;在債權人保護方面,認為公司的股利等債權可以強制執行,其他學者認為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可以強制執行。股權不僅是一種成員的權利,也是一種財產權。它具有而且能夠產生相當大的價值。可以強制轉讓,其價值可以用來清償或者清償債務。效率與公平是強制執行的基本價值目標。如果債務人的財產沒有用盡,就無法實現對債權人利益的最大限度保護,這不能用“公平”來形容;截留股利只是一種掩飾,不能參與公司決策的債權人沒有保障,這不能稱之為“效率”《公司法》頒布實施后,按照后一法優于前一法的原則,公司股權可以按照《實施規定》的有關規定執行;實質上,未完全執行財產的債務人享有財產利益,債權人得不到賠償,這是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事實上,后一種觀點已在立法上站穩腳跟,筆者對此表示贊同,理由如下:,從法理上提出了兩種觀點。反對者主張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即契約自由原則,而支持者則主張誠實信用原則[5],從以上兩項原則的基本含義來看,契約自由是在法律的范圍內,必須在誠實信用的前提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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