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對可得利益是如何規定的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于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上述條文構建了我國法律上“可得利益”保護的基本規則。

規則一：通過約定違約金可保護“可得利益”

企業經營利潤受到包括市場因素在內的諸多因素影響。正常履約情況下，預期利益是否就能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利益，尚存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由法院來判斷守約方可以獲利的具體金額，一定程度上也屬強人所難。而解決這一難題的最好方法，是合同中明確約定違約金包括對“可得利益”的賠償。

案例1：在“上海鴻達飲料有限公司與謝元元等聯營合同糾紛案”([2013]民申字第1765號)中，最高法院認為，“鴻達公司的違約行為不僅使原世恩公司遭受了有形資產的損失(包括廠房和土建、生產線設備、設備搬遷費用、安裝和調試費用等)，而且產生了無形資產的損失(包括QS認證、技術人員、客戶資源和既有訂單的流失等)，同時原世恩公司還喪失了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其中部分損失數額是難以具體量化的，這也是雙方在合同中約定一攬子定損的原因所在。二審判決以2000萬元作為違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標準，并無不當”。

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認為，當事人之所以約定較高數額的違約金，是已預見到合同履行后守約方可以獲得一定利益。雙方愿意通過約定“一攬子”違約金的方式，保證守約方該部分盈利目的不至完全落空。違約金的存在，使得“可得利益”的可預見性與確定性均已得到證明。

案例2：在“上海眾昌置業發展有限公司與上海盛天房地產咨詢有限公司、上海聯鑫房產咨詢有限公司商品房包銷合同糾紛上訴案”中，上海高院認為“根據包銷合同16.4條的約定，眾昌公司無故提前終止合同，需雙倍返還盛天公司與聯鑫公司支付的保證金，并另行賠償1000萬元……并無證據顯示在眾昌公司承擔了上述違約責任后，尚不足以彌補盛天公司與聯鑫公司的可得利益損失，故對于盛天公司與聯鑫公司同時主張的可得利益損失，不予支持。”

本案的包銷合同并未明確違約金是否包含“可得利益”，因此當事人在訴訟中將兩項賠償并行主張。在沒有確切證據證明違約金不能覆蓋“可得利益”的情況下，法院未支持“可得利益”的訴請。

從上述兩案例的裁判思路可以看出，如當事人在約定違約金時，將對“可得利益”的補償包括在內，法院視為雙方已預見到存在“可得利益”。換言之，該部分“可得利益”是雙方均認可的“違約行為造成的實際損失”，因而判決予以支持。而當事人在違約金外另行主張“可得利益”的，一方面可能存在重復受償情況，另一方面違約金之外的賠償主張很可能超出了違約方的“可預見”范圍，因此不予支持。

規則二：提供具有高度參照意義的計算方法，證明“可得利益”的確定性

如果合同中沒有約定可得利益的具體金額，但當事人提供了切實合理的計算標準的，“可得利益”獲得法院支持的可能性較大。

案例3：在“武漢建工第三建筑有限公司與武漢天恒置業有限責任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上訴案”([2004]民一終字第112號)中，當事人提出“應以武漢市建委、武漢市政府研究室、武漢市房地產管理局、武漢市土地規劃局等單位編輯的《武漢市房地產年鑒1999》中‘武漢市1998年辦公用房租賃行情抽樣’中載明的，與本案工程所處位置相近的化工大廈(解放大道與香港路交會處)辦公用房月租金價格40元/平方米為標準，計算可得利益損失”。

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認為，當事人據以計算損失的數據，系政府權威部門提供，具有公信力;據以參照的工程確與案涉工程位置相近，具有參照性，故應支持以上述數據為基礎計算的“可得利益”損失。

依據該案審判思路，如守約方能夠提供兼具合理性與可操作性的“可得利益”計算方法，一方面可以證實，與案涉合同情況相似的交易已給締約者帶來了盈利，因此案涉合同若繼續履行，守約方獲利亦具有確定性;另一方面也使法院能夠得出“可得利益”損失的具體數額，判決有據可依。

規則三：可通過合同文義及違約方營業經驗，證明“可得利益”的“可預見性”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條以及最高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10條，均明確“可預見原則”是判斷違約方應否賠償對方“可得利益”的標準。最高法院有法官認為“可預見應有一個合理的判斷標準，所謂合理標準是指，只要是一個正常人可以預見的，就應當推定違約方應當預見”。

案例4：在“山東泰豐紡織有限公司與上海中冠紡織品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再審案”([2013]民申字第730號)中，最高法院認為“涉案合同明確是外銷產品購銷合同，即中冠公司購買產品用于出口外銷……因此，泰豐公司應當預見到其違約行為將給中冠公司造成轉售利潤的可得利益損失”。

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認為，“外銷產品購銷合同”這一“名詞”本身，就意味著存在后續交易，因而簽訂合同的行為也就證明締約者已預見對方將從后續轉賣行為中獲得利益。該案提示我們，守約方在證明“違約方可以預見可得利益時”可以從合同的名稱、條款或與合同履行相關的其他文書入手，尋找其中對存在后續交易的表述或記錄。

案例5：在“上海圓通廣告傳播有限公司與上海銀易廣告有限公司廣告代理合同糾紛上訴案”([2004]滬一中民四(商)終字第186號)中，法院認為“判斷違約方能否或應否預見損害時，并不以其自己申明的主觀預見狀態作為確定標準，而應當結合合同的性質、違約方的經驗，以社會一般人的預見能力或行業的一般觀念作為衡量違約方能否或應否預見損害的客觀標準。同時，在判斷違約方應當預見到的違約損失內容時，從公平正義的原則出發，亦不苛求守約方能夠證明違約方已預見到具體的損害程度或者數額，而僅要求證明違約方有能力預見到可能產生的損害類型或種類即可。本案中，圓通公司作為廣告行業的業內單位，就其一般認知而言，其在系爭合同訂立之時對于銀易公司將通過系爭合同的履行賺取一定的價差利潤，以及如果合同不能全部履行，那么銀易公司在合同正常履行條件下可獲的利益將產生損失這些內容完全應當能夠預見”。

本案中，法院從違約方圓通公司系“業內人士”這一特殊身份出發，認定其基于從業經驗有能力預見對方“可得利益”的損失。該案件提示我們，在證明“違約方應當預見可得利益”時，可以從其市場主體身份、從業經驗豐富等角度切入，強調違約方在某一專業領域內，具備高于一般人的認知和判斷能力，理應預見“可得利益”存在。

規則四：根據雙方過錯程度，基于公平原則，保護守約方的“可得利益”

案例6：在“三亞天長實業有限公司與海南中宇行房地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銷售合同糾紛申請再審案”([2013]民申字第1413號)中，最高法院認為，“違約方對守約方賠償損失不限于實際損失，還應包括履行利益損失或信賴利益損失等……盡管中宇行公司最終能否完成合同履行義務，取得多少傭金確實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但并不能由此否認中宇行公司基于對合同的合理期待和信賴而產生的利益……天長公司在中宇行公司履行《代理銷售合同》，并取得一定宣傳推廣效果時，無正當理由解除合同，隨意否定中宇行公司對合同所產生的期待和信賴，有違交易誠信。如果認為天長公司解除合同后賠償損失范圍僅僅限于中宇行公司為履行合同所產生的實際費用，對中宇行公司則明顯不公。”

該案中，最高法院考慮到守約一方已對履行合同投入了大量的成本及精力，在違約方肆意終止履行合同的情況下，如僅對守約方的實際投入進行賠償，明顯有違公平原則。從該案可以看出，在認可合同履行情況具有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法院亦會基于個案的具體情況，從公平角度考量，酌情對守約方的“可得利益”進行救濟。

“可得利益”是我國《合同法》民事賠償體系中重要的一項制度，也是商事訴訟當事人重要的訴訟目的。雖然基于我國民商合一的司法傳統，和民法中賠償制度的補償性、恢復性原則的深遠影響，以往法院對“可得利益”的支持偏向保守。但從對案例的分析中我們亦發現，隨著商事審判理念和商法精神不斷被提倡和強調，司法實踐越來越尊重商業規律、注重對市場發展的促進。相應的，對“可得利益”的保護也愈來愈持靈活和開放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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