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拐賣兒童是否該判死刑？

拐賣兒童不一定會被判死刑，因為只有情節特別嚴重的才會處死刑。

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條　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一)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

(二)拐賣婦女、兒童三人以上的;

(三)奸淫被拐賣的婦女的;

(四)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者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

(五)以出賣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婦女、兒童的;

(六)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

(七)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

(八)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的。

拐賣婦女、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的。

拓展資料：

我國《刑法》對拐賣兒童罪有三個量刑檔次：一是情節一般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二是情節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三是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梢姡缎谭ā肥歉鶕擃惙缸锏那楣澼p重而予以不同的處罰，而對于情節特別嚴重的人販子是可以判處死刑的。如不問青紅皂白，不加區分地一律對人販子判處死刑，必然導致輕罪重判，罪不當罰，不符合我國《刑法》規定的罪行相適用原則。

拐賣兒童罪，是指以出賣為目的，采取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或者中轉兒童的行為。該罪系行為犯，即只要行為人有上述行為之一的，就已經構成該罪，且系既遂。如果人販子在剛剛將兒童拐騙就立即被兒童家人發現，從而被抓獲，很顯然其行為未造成嚴重后果，而要對犯罪分子判處死刑必須要是罪大惡極才予以適用，如果修改刑法對其適用死刑，刑罰明顯過高。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指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貫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罰執行的全過程;要根據犯罪的具體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打擊和孤立極少數，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數，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對立面，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維護國家長治久安。對拐賣兒童犯罪不分情節輕重，粗暴地對所有人販子一律適用死刑，違反我國上述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我國《刑法》規定，對下列三類主體不適用死刑：一是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二是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三是審判的時候已滿75周歲的人(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刑法之所以對上述三類特殊主體不適用死刑是基于其心智發育不成熟，要生育、哺育自己的子女，以及人道主義等原因。如果修改刑法對人販子一律適用死刑，意味著對上述規定也要廢除，必將使我國的刑法理論和刑法體系陷入混亂。

死刑意味著要剝奪罪犯的生命，由于生命剝奪后不可能再恢復，因此，死刑是刑法中最嚴厲的刑罰方法，故被稱為極刑。我國《刑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笨梢?，死刑只適用于那些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犯罪分子。慎用死刑，堅持少殺，還可以達到防止錯殺的目的。例如，呼格吉勒圖故意殺人案和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奸婦女案，是最近轟動全國的因刑訊逼供、未慎用死刑等原因造成的典型冤假錯案。

2006年10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決定》，將死刑的核準權于2007年1月1日以后收歸最高人民法院來復核。自2007年1月1日以來，判處死刑的案件已逐步減少。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很少適用過的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目前，正在審議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擬取消9個死刑罪名。從上述刑事立法來看，我國正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的罪名，并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呼吁對拐賣兒童的人販子一律適用死刑，不符合當前“保留死刑、堅持少殺、防止錯殺”的刑事政策。

2007年12月18日，在聯合國大會上，104個國家代表投票通過全球暫緩死刑。美國、中國、伊朗等54國投了反對票。該議案要求各國尊重國際對死刑的標準并暫緩死刑，希望最終可以廢除死刑。2012年11月19日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通過了暫停執行死刑決議，呼吁中國、日本等仍存在死刑制度的國家為徹底廢除死刑暫緩執行，并公開死刑相關信息。中國是世界上適用死刑最多的國家，中國每年被執行死刑的人數作為國家機密，未予以公布。可見，對拐賣兒童的人販子一律適用死刑的觀點，與國際社會普遍要求暫緩死刑并最終廢除死刑的呼聲背道而馳。

在中國一些老百姓的眼里，對一些嚴重的，讓人痛恨的犯罪行為，都應采取極端的刑罰措施，甚至呼吁統統適用死刑。在一些老百姓的潛意識里就有法家嚴刑峻法的思維方式。從歷史上來看，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便一直奉行法家重刑主義的法制原則。秦王朝建立以后，迷戀重刑，強調“禁奸止過，莫若重刑”，把嚴刑峻法發展到了極端的地步。秦王朝的刑罰極其殘酷，甚至懲罰思想犯罪。但秦王朝的殘暴，導致了社會的動蕩、階級矛盾的激化和法律秩序的喪失，最終導致秦王朝迅速滅亡。以史為鑒，嚴刑峻法并不能帶來社會治安的好轉，相反卻出現了社會動蕩，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可見，依法治國應是良法之治，“拐賣兒童應該一律死刑”思想的本質是嚴刑峻法。嚴刑峻法決非良法，而應是惡法。

當前，拐賣兒童犯罪時有發生，其產生的根源主要有兩方面：(一)購買兒童的大多是農村沒有孩子的家庭，或者沒有男孩的家庭，“養兒防老”是他們產生收買兒童犯罪的根本動機;(二)人販子唯利是圖，獲取非法暴利，是該類犯罪行為發生的原始驅動。

只注重打擊拐賣兒童犯罪，而忽視相關預防措施，是不能從根本上抑止住拐賣兒童犯罪的猖獗勢頭。為減少拐賣兒童犯罪，可采取如下綜合治理措施：

(一)加大對拐賣兒童和收買被拐賣兒童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切實做到“法網恢恢，疏而不漏”，讓欲實施上述兩類犯罪的犯罪分子放棄僥幸心理。

(二)現行《刑法》對收買被拐賣兒童犯罪的處罰力度偏輕，甚至規定對一些情節較輕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導致大量收買被拐賣兒童犯罪的人未實際得到處罰。收買被拐賣兒童犯罪成本較低，不利于從源頭上堵住拐賣兒童犯罪。建議修改《刑法》，加重收買被拐賣兒童犯罪的刑罰，以讓欲收買被拐賣兒童的人望而卻步。

(三)收買被拐賣兒童犯罪多發生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該地區人們的法律意識還普遍偏低，加大有關拐賣兒童犯罪的法制宣傳教育力度，將有利于樹立法律的威嚴。

(四)收買被拐賣兒童的人大多有“養兒防老”的思想，加大社會保障力度，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力度，將有利于從根源上減少拐賣兒童犯罪現象的發生。

綜上所述，死刑的適用并不是根據民眾對某一犯罪行為的厭惡程度，而是要考慮到多種因素才能夠得出直接剝奪人命的懲罰，拐賣兒童雖然在眾人看來是應該得到最高懲罰的犯罪，其中卻也有的犯罪只是輕微而沒有很大影響就只需要判刑而不是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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