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侵權受害方可以獲賠多少

今年9月19日，京-東向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起訴歐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其旗下多個微信公眾號上炮制、發布有關京-東的不實信息，要求對方停止侵權、公開道歉，并索賠人民幣1000萬元。隨后，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這是涉及自媒體侵權糾紛的最新一例。而在此之前，此類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的自媒體侵權事件已連續曝出多起。

其中包括：**集團董事長王*林將公眾號“頂尖企業家思維”的所有者告上法庭，后者因涉嫌造謠被索賠1000萬元；上海兩家微信公眾號涉嫌造謠被**巴巴訴諸法庭，分別被索賠1000萬；因造謠“康*傅使用餿水油”，康*傅起訴多家自媒體，索賠總額達5000多萬元。此外，娃*哈、**山泉、肯*基等多家行業巨頭，也紛紛將涉嫌傳謠微信號背后的運營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賠償經濟損失。

不過，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在眾多訴訟中，雖然被侵權企業提出的索賠金額動輒高達上千萬，但在迄今為止的司法判例中，實際賠償額與之相距甚遠。

被侵權方的訴求往往多以“公開致歉”及幾萬元賠償結案。比如，在轟動一時的王*林名譽權侵權案中，法院一審判決被告在媒體上向王*林致歉，賠償王*林精神損害撫慰金、公證費7.5萬元。

《法制日報》記者在當天研討會上看到的一份統計顯示：在近三年發生的14起企業或個人起訴自媒體侵權案例中，被判賠的僅8起，判賠結果超過10萬元的更是僅有3例。

侵權成本太低難起警示作用

針對當前在法院判例中判賠普遍不高的現狀，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認為，目前自媒體的侵權成本太低，幾句話或者一兩篇文章就能讓一個企業承受巨大的可能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損失，最后賠幾萬、十幾萬元錢也完全是杯水車薪，難以起到警示作用和威懾效果。

北京市網信辦政策法規處副處長張*國在研討會上也坦言，當前全國的網站已經達到454萬家，特別是自媒體時代到來后，侵權的成本確實太低，而對于受害人來說，維權的門檻則太高。

對于為何自媒體侵權行為多發，張*國分析認為，這與當前的“網紅經濟”“眼球經濟”有關。“‘網紅’可以不顧及自己的顏面，甚至不考慮個人的名聲，只要能得到關注，背后就有風投，哪怕輸了官司都不怕，這是當前互聯網發展下的一種畸形。”

此外，“互聯網行業的競爭確實壓力太大，再加上沒有相應的門檻，所以導致現在競爭無序，在競爭壓力過大的情況下就放任了自己的底線。”他說。誹謗侵權權利人面臨舉證難

自媒體侵害商譽權的司法判例中，為何普遍賠償偏低？對此，張*國分析認為，這與目前商譽侵權的行為取證難、對于自媒體的法律定位不明確、紅旗原則和避風港原則的局限性等相關。

“因為互聯網本身沒有地域性，任何一點對于某個人、某個事件的關注，都可能造成對特定企業、特定人員的侵權，但是只有在事后才發現，而且你要想追訴相應取證非常困難。”他說。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出臺《關于審理利用信息網絡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作為起草這項司法解釋的參與者之一，朱-巍透露，當時他曾提出誹謗侵權舉證的問題。

“網站又不是法院，能否要求權利人出具法律意義的證據材料，這值得商榷。后來，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寫避風港規則時，規定能夠證明權利被侵害的‘理由’就好，而非‘證據’，這就簡化了權利人的舉證責任。”他說。

“不過，現在好多網站法務也沒有理解這條，說必須要拿出證據，要權利人拿出證據是很難拿出的，尤其是誹謗案件，如何證明自己沒有做過是很難的。”朱-巍說，“如果每一個侵害名譽權的案件，都要當事人在通知刪除時就要提交這么多證據材料，我想沒有人會去選擇打官司，這就等于是告訴大家維權實在太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