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雙罰制;內容提要:我國關于單位犯罪罰金刑的規定存在諸多問題，影響了對單位犯罪罰金刑的適用效果。本文從單位犯罪罰金刑的承擔主體、罰金刑數額的裁量依據、單位犯罪后“關停并轉”的罰金刑適用以及中的完善等四個方面，探討了單位犯罪罰金刑適用的相關問題。

一、關于單位犯罪罰金刑的承擔主體我國刑法第31條規定了關于單位犯罪的處罰原則，即“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判處刑罰，本法分則和其他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由此可見，我國刑法總則對單位犯罪采取的是以雙罰制為原則，以單罰制為例外的處罰模式。在雙罰制的處罰模式下，既處罰單位本身，又處罰單位內部的相關責任人員。就適用的刑種而言，對單位本身只能判處罰金刑，這在立法上是明確的;但對于單位成員刑事責任的規定，刑法總則只是概括地規定“判處刑罰”，并沒有明確可以適用的具體刑種范圍，而從刑法分則有關條文的規定看，對單位犯罪中責任人員的具體處罰模式并不盡一致，立法上設置了兩種不同的模式：第一種是對單位相關責任人員依照自然人犯該罪的條文規定處罰。如刑法第186條規定：“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或者發放貸款的條件優于其他人同類貸款的條件，造成較大損失的，處5年以下或者，并處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金;造成重大損失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金。單位犯前兩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兩款的規定處罰。”根據該條的規定，如果單位犯違法向關系人發放貸款罪，除對犯罪單位判處罰金外，還應處罰單位中的相關責任人員;而對單位中責任人的處罰，在判處自由刑之外，還要并處一定數量的罰金。除了刑法186條以外，刑法分則中還有一些條文以這種方式規定，如第187條、211條、220條等。第二種是是對單位的相關責任人員明確規定單獨的法定刑。如刑法第158條規定的，對自然人犯該罪的，既判處自由刑，又判處罰金;而對單位犯該罪的，則只對單位判處罰金，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只判處自由刑，不并處罰金。

現行立法對單位犯罪中責任人員的罰金刑適用標準不統一，在一定程度上有損立法的科學性和嚴謹性，而且在客觀上不利于罰金刑的有效執行。我們認為，從立法完善的角度看，對于實行雙罰制的單位犯罪，應只對單位判處罰金，對單位中的責任人員則只適用自由刑，不應再適用罰金刑。理由如下：首先，單位犯罪具有不同于自然人犯罪的特殊性。單位犯罪是基于單位意志、為了單位利益而實施的一種犯罪，其刑事責任具有整體性的特點。單位責任人員與單位組織之間不是共同犯罪的的關系，單位責任人員是單位意志的執行者，其意志受到單位意志的左右。所以，在單位犯罪中，犯罪主體應是單位這一整體，單位責任人員并不是獨立的、完整的犯罪主體，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應由單位這一組織體和單位內部的責任人員分擔，因此，無論單位本身還是其責任人員，應承擔的刑事責任都應是有一定的范圍和界限的。根據刑法學基本原理，對一項犯罪事實可重復適用同種刑罰的情況，只有在共同犯罪中才存在，并且適用的前提是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犯罪主體存在，單位犯罪顯然不屬于此種情況，因此，對單位犯罪中單位和自然人同時適用罰金的做法是不符合刑法學原理的。其次，對單位犯罪中責任人員判處自由刑同時處以罰金有失刑法的公正性。

一方面，單位犯罪的違法利益是歸單位所有，理應由單位本身而非單位成員承擔經濟懲罰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單位犯罪中相關責任人員的主觀動機畢竟是為單位謀取利益，在犯罪行為造成的社會危害同單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社會危害大致相當的情況下，其主觀上的人身危險性顯然要小于后者。因此，如果對單位犯罪中的責任人員在判處自由刑的同時判處罰金，就會比單純自然人犯罪的處罰要重，這不符合刑法的公正性要求，也不利于實現立法者設定罰金刑的目的。鑒于以上原因，筆者認為在將來修改刑法時，應對刑法中的有關條款進行修改，取消在雙罰制模式下對單位犯罪中的責任人員同時適用罰金刑的規定。不過，在現有立法框架內，對于刑法采取前述第一種立法模式的，仍應對單位責任人員并處罰金，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當然，法官在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內，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酌情予以從輕處罰，亦即對單位責任人員判處的罰金數額一般應低于對單位判處的罰金數額。

二、關于單位犯罪罰金刑數額的裁量根據罰金刑的裁量根據是指法院對犯罪人是否處以罰金以及確定罰金具體數額的根據。從各國刑事立法的規定來看，主要有三種不同的模式：一是以犯罪情節為根據，即根據犯罪情節的輕重決定是否選科罰金，以及判處與之相適應的罰金。此種立法模式以日本等國的刑法為代表。二是以犯罪者的經濟狀況為根據。如蒙古刑法典第41條第2款規定：“罰金的數額，應當由法官依據被判刑人的財產狀況來決定。”巴西的刑法典也有類似規定。三是以犯罪情節為基礎，參考犯罪人的經濟狀況決定罰金額。例如前蘇俄刑法典第30條規定，“罰金的數額，應當根據所犯罪行的輕重程度，并考慮犯罪人的財產狀況”。在我國刑法修改過程中，國內多數學者主張采取上述第三種立法模式，即確定罰金數額應在考慮犯罪情節的同時，適當考慮被告人的經濟狀況等因素。

他們認為，完全以犯罪情節為根據的立法模式，過分從形式上強調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但沒有注意到犯罪人所擁有的財產懸殊及適用罰金刑時的不平等，同時這種方式有時因無法執行而落空。可以說，法律的權威性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法律的執行效果上。正如刑事古典學派的代表性人物**利亞言：“對于犯罪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即使刑罰是有節制的，它的確定性也比聯系著一線不受處分的希望的可怕刑罰所造成的恐懼更令人印象深刻。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惡果，一旦成了確定的，就總令人心悸。”

因此，罰金刑同、自由刑一樣，一旦判決，必須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否則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就無從談起。并且，在司法實踐中，人員在確定罰金數額時，考慮更多的是刑事被告人的經濟狀況和判決罰金的可執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