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普遍認為，共同犯罪以其共謀性、協作性等特征在社會危害上要遠遠大于單獨犯罪，特別是隨著共同犯罪組織形式的升級，各國對打擊有組織共同犯罪的態度嚴厲。但是，各國對于共同犯罪的死刑適用仍然保持了審慎理性的態度。如在日本，盡管最高法院在“永山事件“判決中沒有將共同犯罪人的作用作為死刑量刑標準加以列舉，但日本綜合法務研究所1987年、1988年發表的統計研究報告均指出，被告人在共犯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決定死刑的重要因素。從其判例來看，在存在共同犯罪關系的案件中，事實上的地位和作用是選擇適用死刑的關鍵因素。其中處于從屬地位或單純參加者地位的人往往被判處無期懲役，只有處于主導地位或者首謀者地位的才會被判處死刑。再如美國，在1982年的Enmund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通過確立比例性原則，對共同犯罪中的死刑適用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在該案中，當兩個同伙去搶劫一對年老的夫婦時，Enmund負責在車中等候，在搶劫的過程中，這對夫婦被打死。證據顯示Enmund是犯罪的發起者并策劃了搶劫行為，且負責駕車逃跑，但是證據并沒有確證Enmund有任何意圖參加或幫助謀殺。因此，依據其并沒有實施或意圖實施的謀殺而對其判處死刑并不能滿足公正判決的報應需要。懷-特大法官在代表法庭發言時指出，對一個盡管卷入了實施重罪，但并沒有自己打死，也沒有在謀殺現場的搶劫犯來說，判處死刑是過分刑罰。可以說，在嚴格限制死刑的大背景下，對于共同犯罪限制死刑適用是共同的關注，也是控制死刑數量的重要環節。

就我國而言，盡管在97年刑法修訂時廢除了類推制度，并明確規定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對于共同犯罪的處罰，新刑法進一步明確了各共犯人的特征、承擔責任的范圍及處罰原則等，貫徹了個人責任主義原則。但是基于立法及司法觀念的原因，共同犯罪案件中死刑狀況仍令人堪憂。

首先，就死刑規定而言，1997年刑法不僅在總則規定還是分則罪名上都對死刑適用進行了一定的限縮。但需要注意的是，刑法分則中有條文特別規定了適用死刑的共犯人的加重情節。如，刑法典第170條偽造貨幣罪規定的“偽造貨幣集團的首要分子”;第236條強奸罪規定的“二人以上輪奸的“;第240條拐賣婦女、兒童罪規定的“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第328條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規定的“盜掘古文化遺址、**葬集團的首要分子”;第347條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規定的“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集團的首要分子。可以說，我國的死刑立法經歷了一個相對限制的過程，但與國際社會限制和廢除死刑的立法相比，我國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對共同犯罪死刑的立法限制仍存在很大的空間。

其次，就共同犯罪死刑的司法適用而言，我國司法機關對于共同犯罪歷來采取嚴厲打擊的態度，加之重刑主義歷史傳統的影響，使得在實踐中對于共同犯罪往往“重刑治之”，造成了在共同犯罪案件中死刑適用的嚴重，特別是在“嚴打”時期，更是在有的案件中對共同犯罪人不認真區分即都適用死刑，甚至對于從犯判處死刑，對于致死一被害人的共同犯罪案件判處兩名、甚至三名被告人死刑的案件也是屢見不鮮。這不僅與我國所堅持的死刑政策不符，也與國際社會限制和廢除死刑的趨勢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