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對本案被告人是否構成重婚罪，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涂某已有配偶，但仍與婚外異性譚某建立長期、持續、穩定的婚外兩性關系，與譚某同吃同住、同進同出，同訪親同娛樂，對外表現關系親密，不避嫌疑，并有共同的經濟生活，使公眾對其產生了兩人是夫妻的認識，應認定為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屬事實上的重婚，其行為已構成重婚罪。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沒有充分的證據證實被告人涂某與譚某對外以夫妻相稱，或以夫妻名義參加社會活動，認定涂某與譚某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構成重婚罪證據不足，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此案不構成重婚罪。

評析：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涂某的行為應構成重婚罪。此案被告人雖未以夫妻相稱，但其行為構成事實上的重婚罪，具體理由如下：

首先，從犯罪構成的主客觀方面來看。重婚罪的構成要求犯罪人主觀上有直接故意，客觀上表現為有配偶而重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行為。本案被告人涂某在已有配偶的情況下，與譚某建立長期、持續、穩定的婚外兩性關系，并在同居期間，雙方共同購買了家用電器和日常用品，共同承擔了日常開支。本案雖無證據證實涂某與譚某二人以夫妻名義相稱，但二人對外表現關系親密，使公眾認為兩人是夫妻。因此，本案可認定為以夫妻名義同居，屬事實上的重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后發生的以夫妻名義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處罰的批復》規定，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發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仍應按重婚罪定罪處罰。

其次，從重婚罪與臨時姘居關系的區別來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認定重婚行為的批復》規定，重婚是有配偶的人再與第三者建立夫妻關系的行為。有配偶的人和第三者如已舉行結婚儀式，這固然足以構成重婚；即使沒有舉行結婚儀式，而兩人確是以夫妻關系同居的，也足以構成重婚罪。反之，如兩人雖然同居，但明明只是臨時姘居關系，彼此以“姘頭”相對待，隨時可以自由拆散，或者在約定時期屆滿后即結束姘居關系的，則只能認為是單純非法同居，不能認為是重婚。從上述規定我們可以看出，重婚罪的主要特征有兩點：一是男女一方或者雙方是已有配偶的人，二是兩人確實是以夫妻關系共同生活，群眾也公認的。臨時姘居的主要特征是不以夫妻相對待，隨時可以自由拆散的。而在本案中被告人涂某與譚某雖未以夫妻相稱，但二人有著共同的經濟生活，公眾也認為兩人是夫妻。因此，涂某的行為不符合臨時姘居的特征，而符合重婚罪的特征。

再次，從司法實踐及有關政策上看。人民法院在處理重婚案件總的政策精神是：1950年婚姻法頒以前的重婚，一般不再追究；婚姻法實施以后的重婚，要區別不同情況，嚴肅處理。因此，在處理具體案件時，要根據具體案情認定，主要從婚姻基礎、婚后感情好壞、重婚的原因、重婚時間長短、有無子女和子女利益等情況，全面加以考慮。本案被告人涂某在已有配偶的情況下，與譚某同居近兩年。涂某的重婚行為對妻子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傷害，期間夫妻關系持續惡化，此案的案發也系涂妻報案所致。同時涂某又不具有法律規定不構成重婚罪的其他情節，應對涂某的行為追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