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經是法治社會，任何問題就問都可以依據法律的手段來解決，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法律手段來保護自己。搜查是在特殊的情況下才能實施的，并且要通過政府公安部門的允許，除此之外任何組織不可搜查個人，那刑訴法134條搜查制度是什么？下面就詳細介紹。

搜查作為一種強制處分措施，其行使過程充分體現著國家強制性的特點，這一性質決定了搜查必然干預或損害到公民的諸多憲法性權利，財產權尤甚。搜查權反應著一國對公民私有權利的態度，因而在域外先進法治國家，居于私有財產權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搜查與羈押同樣都是司法審查的重點。但是從我國司法實踐看，搜查的啟動過于恣意，幾近一種任意偵查手段；而且能夠體現財產權救濟的非法證據排除、刑事賠償也都與搜查程序無關。充分保護公民的財產權是建立現代法治國家最基本的任務和要求之一，這一理念在2004年憲法修正案和2007年物權法中得到了確認和充分體現。鑒于財產權在公民基本權利中的重要地位，筆者意從財產權保障的視角研究搜查制度，以其裨益于我國搜查制度的完善。

一、搜查干預公民財產權的表現

“搜查”，即搜索、檢查，其在收集證據及其線索、查獲犯罪嫌疑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搜查之所以會對公民財產權造成侵犯，是由搜查的目的、性質和功能所決定的。

（一）搜查的目的決定其容易侵犯財產權

搜查的主要目的是收集與犯罪有關的證據和犯罪嫌疑人。這兩項任務不分主次，發現和收集證據為抓獲犯罪嫌疑人提供條件，而抓獲犯罪嫌疑人則有利于證據收集，使得偵查機關的證據鏈條得以鞏固。搜查的目的之一，發現和收集與犯罪有關的證據，即要發現應扣押物（犯罪證據或應沒收之物），那么這些物通常必多指向公民的財物，因此，搜查的實施必定會威脅和損害到公民的財產，即使是合法的搜查也難免會侵犯公民財產權，毋庸說非法搜查了。

（二）搜查的性質決定其干預財產權的本質屬性“任何一次搜查行為的啟動，都代表某個體公民的權利在國家暴力壓制下被迫減損”。[2]為此，一般法治國家在立法上都嚴格規定了實施刑事搜查的主體，我國也不例外，以防止公民對公權力的不信任和公權力的濫用。搜查和羈押、扣押一樣容易和公民的基本權利發生沖突，因為它是國家公權力的代表，直接指向目標是人的自由權利和財產權利，即使將“同意搜查”視為一種任意偵查行為，仍然不能改變其干預財產權的本質屬性，這完全是由搜查的強制性所決定的。從搜查與扣押的關系來看，搜查往往是扣押的前置性程序，發現涉案財物是其直接目的，而扣押通常是緊隨搜查的一項強制處分，為扣押作準備是搜查的應有之意。而扣押直接控制涉案財物，是典型的干預財產權的措施，因此搜查難免會干預公民財產權。

（三）搜查對財產權會造成直接或間接的侵害

一般而言，搜查行為本身具有物理強制力，在搜查過程中，難免損及公民的財物，這種侵犯既可能對公民財產權造成直接侵害，也可能造成間接損害。例如，為了發現并控制涉案財物，執行搜查時可采取強行進入、開鎖、啟封等必要措施，這就會對被搜查人的財產造成直接侵害；如果偵查機關無限制地對被搜查人的辦公場所或營業場所進行搜查，將會影響該處的正常辦公和營業，進而影響到被搜查人的財產收益，這就屬于間接侵害。

二、我國搜查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為了更好地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從最大程度上平衡好國家公權力和公民正當私權的關系，規制有強制性特點的刑事搜查權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公權力規范運作的必然，而國際通常的做法就是運用法律[4]嚴格規定出刑事搜查的基本條件、審批權限、執行要求、禁止性規定等主要內容，搜查是對物的強制處分的一種，因此法治國家在對搜查程序進行設計時，都將保障公民財產權作為其重要內容。我國2013年實施的新《刑事訴訟法》在第134條至138條對搜查進行了規定，與舊《刑事訴訟法》第109條至113條比較并沒有內容修改，與法治國家相比較，規定仍極為粗陋，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搜查的啟動條件不明確

我國新《刑訴法》完善偵查措施和保障人權方面，已經取得了相當的進步，但在搜查程序方面，新法規定中仍沒有規定搜查啟動的法定條件。也就是說，實踐中，偵查機關立案之后根據需要隨時可以進行搜查而不受限制。可見，我國對于搜查這一偵查手段的啟動條件過于隨意，規定粗糙，極不合理，非常容易造成對公民財產權或其他權利的侵犯。換句話說，偵查機關缺乏規制的啟動搜查程序，非常容易造成出于破案的需要而恣意侵犯公民財產權狀況的發生。案件偵破前，因為不清楚誰是真的犯罪人，必將導致每人都將面臨被搜查的風險。所以，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只強調搜查目的卻不明確搜查啟動條件的規定，是偏向刑事偵查的價值目標的，會形成偵查機關搜查權的擴張與濫用。

（二）搜查的時間、地點、對象缺乏限制

2013年新《刑訴法》仍然未提及搜查時間的限制問題，沒有夜間搜查的禁止性規定。在法治國家，為避免公民權利受到滋擾，規定了不得進行搜查的時間以及禁止搜查的場所，例如非緊急情況，夜間不得進行搜查。而偵查實踐中，為了獲取證據，盡快偵破案件，偵查人員往往選擇夜間進行突襲搜查。另外，新《刑訴法》對搜查的地點也沒做明確的限制，這些都極易侵犯被搜查人的合法權益。

《搜查證》是偵查人員行使搜查權的必要憑證，是規范搜查行為的法律依據，保障公民正當權利的重要體現。所以，為避免偵查人員利用搜查證內容不具體為由濫用權力侵害公民正當權益的不良現象發生，《搜查證》記載事項必須特定、清楚、具體。域外法治國家通常對搜查證的內容設計都做了明確的要求。內容均包括搜查權的行使范圍、搜查對象的特定性描述。為防止公民誤解偵查人員的執法工作，或是因為搜查行為導致對公民合法利益不必要的侵害，應當對搜查對象的特定特征做出具體描述，方便偵查人員的準確識別。同時這樣做也在于限定搜查范圍，防止偵查人員超越范圍恣意搜查。在我國，《搜查證》是由存根和正本構成的多聯式填充型司法文書，記載的內容相當簡單，沒有寫明具體的搜查案由，也沒有限定搜查的具體時限和范圍，偵查人員只要提出申請，并在搜查證上填充偵查人員的基本信息，就可以啟動搜查的執法程序。僅憑一張搜查證，就搜查多處、多物、多人的一證多用、超范圍搜查等不良現象屢屢發生，搜查證對搜查的指引及限制作用無從體現，這種搜查權被濫用的情形與法治國家一證一查的情況截然不同。

（三）缺乏現代法治搜查原則

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為了實施偵查謀略，憑借搜查證記載內容不具體不明確進行不良搜查的現象屢屢發生。常見的有：第一類是憑借搜查證無具體的搜查理由進行另案搜查。即可以以甲罪名申請搜查，而搜查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獲取證實乙罪名的證據；第二類是利用搜查證中沒有記載具體的搜查范圍，進行全面搜查和探查性搜查。第三類是由于搜查證中沒有期限規定，偵查機關利用“庫存”搜查證對所有可疑的場所、物品進行多次搜查。可見我國搜查制度設計上存在的缺陷，導致偵查人員的自由裁量空間非常大，這為搜查的恣意實施大開方便之門，實踐中容易誘發違法搜查行為。

（四）未區分“同意搜查”和“強制搜查”

目前我國尚未建立“司法審查機制”或“令狀主義”，搜查的決定權和實施權集中于同一偵查機關，沒有對“同意搜查”[5]和“強制搜查”做出區分。“同意搜查‘，和”強制搜查“的目的在于將”強制搜查“納入到司法審查的范圍，而”同意搜查“則能夠提高偵查效率。未對”同意搜查“和”強制搜查“做出區分的做法不符合以強制偵查法定為例外和以任意偵查為原則的規定。

（五）空白搜查證使用普遍

司法實踐中，由于偵查機關集搜查的決定權和執行權于一身，出于偵查效率的考慮，偵查人員經常手持空白搜查證，按照需要隨時填寫、隨時搜查，然后事后補辦審批手續，根本上虛置了”司法審查原則“或”令狀主義“。

（六）違法搜查救濟措施不到位

解析我國當前的搜查制度，公民是既無權利亦無救濟途徑。倘若公民沒有明確可靠的救濟措施，就算是被賦予了再大的權利，那行使權利也只能是如履薄冰。我國公民獲得實體性救濟的途徑主要是通過刑法取得。刑法規定偵查人員搜查行為造成嚴重后果的可以構成非法搜查罪和非法入侵住宅罪。然而根據實踐中具體的司法調查，搜查人員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現象并不多見，公民想通過追究偵查人員的刑事責任獲得司法救濟的機會微乎其微。

在公安司法部門進行搜查時難免會侵犯個人的隱私權等，是一種對合法公民的權力侵犯，同時也在規定任何其他未授權的組織不能搜查個人，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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