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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對于法制教育的重視，人們的法律意識也越來越強，因此在遇到民事糾紛的時候，在調解不成的情況下會選擇走法律途徑，但是還是有不少的人會對民事訴訟執行標的是什么抱有疑問。那么究竟什么是民事訴訟執行標的呢？

一、執行標的概念

對執行標的概念，學術界有多種不同表述，有的認為“執行標的，是強制執行行為的對象”。有的在闡述執行客體時指出：“執行客體又稱執行對象，是指民事執行行為所指向的標的”。也有的提出：“執行客體，又稱執行對象，執行標的”。 《中華法學大辭典》對“執行標的”辭條的解釋為：執行標的即執行對象。綜上可見，執行標的就是執行客體，也等于執行對象。但是，這種“客體”、“對象”到底是什么，都未確切說明。我國臺灣訴訟法學者楊輿齡對此作了如下說明：“強制執行之標的，指得用以實現債權人請求之債務人所有之物或權利而言。強制執行，系強制債務人履行其義務，可供強制執行而實現債權人請求之資料，則為債務人所有之物或權利，此種得為執行對象之物或權利，亦曰強制執行之標的”。 楊先生指出執行之標的是債務人所有的物或權利的觀點是值得借鑒的。

執行是人民法院的執行組織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內容，運用國家強制力量，依法采取強制執行措施，強制負有義務的當事人完成義務的行為。因此，執行程序是人民法院執行人員完成任務和申請執行人(以下稱債權人)、被申請執行人(以下稱債務人)進行活動時必須遵守的法律規定，是民事訴訟法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保證生效法律文書得以實現的程序。 在執行程序中存在著人民法院與債權人之間、人民法院與債務人之間、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以及人民法院與其他協助執行的人員之間等多方面的法律關系。這種執行中的法律關系稱為執行法律關系。在執行法律關系中，其主體是依照執行法律規范規定，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并能夠引起執行程序發生、發展或終結的組織和個人。它不僅包括在執行程序中起主導作用的人民法院，而且還包括執行當事人及參加執行任務的其他參與人。由于執行主體的多樣性，其執行客體也不盡相同，一是人民法院的執行機構與執行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共同指向的對象，即由債務人所有，并用于履行義務的物或權利，可稱之為主客體;二是人民法院的執行機構與其他參與人之間權利義務共同指向的對象，即協助完成執行任務的行為，可稱之為次客體。設立執行程序的根本目的在于實現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內容。因此，執行標的就是人民法院的執行機構與執行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共同指向的目標，是由債務人所有并用于履行義務的物或權利。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民事執行標的只能是債務人的財產及強制債務人為一定的行為。依楊輿齡先生的解釋：“強制執行，可依其標的分為財產及人身執行。財產執行，乃以債務人所有之物或有財產價值之權利為標的。人身執行，乃以人之身體或債務人之自由權為執行標的。現代各國法制，皆以財產執行為原則，人身執行為例外”。債務人的財產或行為作為執行標的， 是我國學術界的一致認識，但是，對于執行標的是否包括人身，尚存在分歧。1993年我國《最高院意見》第254 條規定：“強制執行的標的應當是財物或者行為。 ”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貫徹〈民事訴訟法(試行)〉若干問題的意見》中也曾強調，強制執行標的只能是物或行為，嚴禁把人身作為執行標的。在學術界，大多數民事訴訟法教科書都主張執行標的只能是物或行為，而不能以義務人的人身作為執行標的。同時，特別強調不以義務人的人身作為執行標的，包括兩部分的內容，既不能以扣押義務人代替其履行義務，也不能以扣押為手段，促使其履行義務。但也有學者主張可以把人身作為執行標的。例如，肖建華博士在其《執行標的若干問題研究》一文中提出了這種主張，同時闡述了四點理由，一是，執行標的包括人身并不意味著回復古代的對人執行制度;二是，把人身作為執行標的的間接執行措施，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開始采用，是人民政權的一項司法工作經驗;三是，我國現行民事訴訟立法和司法都認可把人身作為執行標的具體規定和做法;四是，把人身作為執行標的，是一種間接強制執行措施，是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來達到執行目的，而不是以此來代替金錢債務或行為的履行義務，更不同于把債務人的人身用于債務抵償的對人執行制度。

筆者贊同肖博士的觀點。但是，有一個問題值得商榷，即是否可以把人身作為直接執行標的問題。肖博士在闡述可以把人身作為執行標的四條理由中，特別強調了“把人身作為執行標的是一種間接強制措施，是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來達到的執行目的。”筆者認為，可以探討。臺灣《強制執行法》第128條規定：“依執行名義， 債務人應為一定之行為，而其行為非他人所能代為履行的，債務人不為履行時，執行法院得定債務履行之期間，及逾期不履行應賠償損害之數額，向債務人宣示，或處或并處債務人一千元以下之過怠金。……執行名義，系命債務人交出子女或被誘人者，除適用第一項規定外，得用直接強制方法，將該子女或被誘人取交債權人。”楊輿齡先生指出：“以人身為執行標的，現代法制，僅在例外情況下允許為之。……執行名義系命債務人交出子女或被誘人者，得用直接強制方法，將該子女或被誘人取交債權人。此為本法得以人身體為執行標的之唯一規定。除此之外，不得以人之身體之全部或一部為執行之標的”。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也存在“命債務之交出子女”的情況。楊榮新教授1983年在第三期全國法律專業《民事訴訟法》師資進修班上在講到“強制執行法律文書指定的行為”時有一段講話很說明問題，他說：“有一點不好辦的，就是小孩的撫養問題。判決離婚，小孩應給女方撫養，男方就是不給，或者是孩子的奶奶不給，給了就拼命，或者把孩子藏起來。從孩子的利益來說，應該給女方。從法律上講，從理論上講，離了婚，父母和孩子的血緣關系不因離婚而消滅。但是，實際上不一樣，當事人認為不在自己那里就不是自己的了。現在只能生一個，如果是男孩，當事人更不愿意。有的法院開庭時讓當事人把孩子帶來，然后給一方。如果孩子轉移了，執行員就打聽孩子在哪里，把孩子抱來。有的當事人很頑固，就是不執行，罰款也不能解決問題，執行員親自動手”。 可見，令債務人交付子女，是典型的把人身作為直接執行標的，它與“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來達到執行目的”的間接人身執行是有本質區別的。

以人身作為執行標的另一內容是“人之自由”，臺灣《強制執行法》規定“其方法是以拘提、管收及處過怠金為限。對于管收之原因及期間，亦設有限制。此外，不得為之”。 我國立法和司法沒有“管收”的規定和實踐，但《民事訴訟法》有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的規定，特別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制訂的《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又對妨害執行行為的強制措施作了補充規定，這些措施不僅有拘傳，而且還包括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實施這些措施的對象當然主要是針對債務人的人身自由的。顯然，我國的司法實踐已經承認了執行標的包括人身在內的觀點。但是《最高院執行規定》所規定的措施，僅對那些以作為的形式對抗執行行為的情況才予適用，而對那些藐視法院判決，有給付能力仍故意長期拖延或逃債等等，以不作為的方式對抗執行行為的債務人并不適用。臺灣強制執行法中用管收的辦法來處理這些問題。筆者建議我國將來在執行立法時可以參考這一規定。

二、執行標的的法律特征

執行標的有如下法律特征：

(一)執行標的多樣性。包括兩方面的內容。第一是執行根據的多樣性。執行根據是指已經發生法律效力具有給付內容的法律文書。制作法律文書的主體不僅有享有國家審判權的人民法院，而且還有公證、仲裁機構以及行政機關。根據《最高院執行規定》第2條、第3條，執行根據包括下列內容：

(1)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決、裁定、 調解書;

(2)依法應由人民法院執行的行政處罰決定、行政處理決定;

(3)我國仲裁機構作出的仲裁裁決和調解書;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有關規定作出的財產保全和證據保全裁定;

(4 )公證機關依法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關于追償債款、物品的債權文書;

(5 )經人民法院裁定承認其效力的外國法院作出的判決、裁定，以及外國仲裁機構作出的仲裁裁決;

(6)人民法院在辦理民事、 行政案件中作出的財產保全和先予執行裁定書;

(7 )法律規定由人民法院執行的其他法律文書。第二是執行標的內容的多樣性。如上所述，執行標的內容，不僅包括財產、人身，而且還包括行為。財產，包括債務人現有的財產、債務人可取得的財產，以及債務人非法處分的財產和執行根據限定的財產;行為，包括可以替代的行為和不可替代的行為; 人身包括人之身體和人之自由。

(二)執行標的的非抗辯性。

是指人民法院依執行根據采取強制執行措施，并不要求債權人充分舉證證明，也無需法院查證證明某項財產確實屬于債務人所有或支配，更無須在執行程序中進行言辭辯論確認財產系債務人所有，人民法院即可實施強制執行措施。強制執行標的非抗辯性，不僅表現在執行程序中債務人有義務自報財產，而且表現在人民法院對查詢存款、搜查或扣押、凍結財產等執行方法的運用上。人民法院應主動調查債務人的財產狀況，這是一般原則，在必要時可以讓債權人查報或債務人自報。當債務人聲稱沒有財產可供執行時，人民法院應通過查詢、搜查等手段予以落實，絕不能以債權人提供證據證明債務人確有可供執行的財產為強制執行的前提條件。這是由執行標的的特點所決定的。不能把執行標的與訴訟標的等量齊觀。因為執行標的不是訴訟當事人爭執的焦點，而是執行行為的對象，訴訟標的的確定是人民法院裁判的基礎，執行標的是人民法院完成生效法律文書確定內容的強制行為的對象，二者本質不同。在審判程序中強調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尊重當事人的辯論權，把審判建立在當事人舉證和辯論的基礎上，以體現程序的公正性，與在執行程序中強調執行標的的非抗辯性，以強化執行權威，保障生效法律文書得到切實執行，都是非常重要的。訴訟標的的抗辯性與執行標的的非抗辯性的結合，體現了訴訟程序的效益和效益的價值目標。

(三)執行標的法定性。

是指在執行程序中，人民法院應依據執行根據所確定的給付內容采取相應措施予以執行，非依法定程序不得中止執行或改變、撤銷執行根據，不得變更執行標的或停止對執行標的的執行。執行標的的法定性是由生效法律文書的法定性和拘束力的性質決定的。如果無視執行標的法定性，隨心所欲地加以變更或撤銷，不僅使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債權人的利益得不到實現，而且會嚴重破壞法律的嚴肅性，使執行難問題進一步演化為執行亂。例如，在人民法院的執行實踐中盛行“以物抵債”等做法，伴隨著以物抵債，又出現價格質量方面的爭議、拒收拒退引起的爭議、產權轉移過戶等的爭議，其結果不是執行完一案就了結一案，而是案中有案，案后有案。這樣，執行程序成為債務人再次行使抗辯權的程序、討價還價的程序，強制執行權威蕩然無存。在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中， 也會常常出現變更執行標的、中止和終結執行程序的情況，但是，這種變更、中止和終結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也屬執行標的法定性的應有之意。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和《最高院執行規定》，一是可以通過執行和解協議，變更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執行義務主體、標的物及其數額、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二是對可以替代履行的行為，債務人拒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執行，也可以委托有關單位或個人完成，費用由債務人承擔。三是出現中止執行的法定情形時中止執行。四是出現終結執行的法定情形時終結執行。

其中，第一、第三、第四種情況下，人民法院停止對執行標的的執行，可免予強制執行行為;第二種情況下，可變更執行標的，但人民法院不得免予強制執行行為。

(四)對執行標的采取強制措施的多樣性。由于執行標的內容的多樣性，所以，相應的強制措施也是多樣的。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和《最高院執行規定》，主要有以下執行措施：一是對金錢交付的執行措施;二是對交付財產和完成行為的執行措施;三是對被執行人到期債權的執行措施;四是對多個債權人對一個債務人申請執行和參與分配的措施;五是對妨害執行行為的強制措施等。

(五)對執行標的執行的有限性。根據我國法律的規定，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民事執行標的只能是一定的財產和民事行為，不包括人身。二是對財產的執行有一定的范圍。對于第一層含義的不同觀點上文已述。對于第二層含義學術界無爭議，一般認為，對債務人的財產原則上都可以成為執行標的，但是下列財產不得成為執行標的：

(1 )實體法上禁止讓與、扣押的財產(如土地、礦藏等);

(2 )程序法上禁止扣押的財產。民事訴訟法第223條規定，如查封、扣押、凍結、 拍賣被執行人的財產時，應當保留被執行人及撫養家屬的生活必須品。又如，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已依法對被執行人的財產查封、凍結的，任何單位包括人民法院不得重復查封、凍結或擅自解凍;

(3 )在性質上不得為執行標的的權利。專屬于債務人所有的權利，如民法通則規定的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以及憲法中規定的退休金等都不得成為執行標的;

(4)不準流通的物品，如違禁品、淫穢品等。

三、對不同執行標的所采取的不同執行措施

(一)以金錢為執行標的的執行措施。

執行標的是實現債權人債權的案件，許多裁判都是以金錢支付為債務人的義務，如支付貨款、賠償損失、支付贍養、撫養、醫療等費用的判決，當債務人在履行期內拒不履行時，金錢即成為這些案件的執行標的。民訴法第221條、第222條規定，當被執行人拒不履行給付義務時，人民法院有權向銀行、信用合作社及其他有儲蓄業務的單位查詢被執行人的存款情況并采取凍結、劃撥的強制措施，同時也可對其勞動收入進行扣留、提取。第223 條規定，被執行人拒不履行給付義務時，人民法院有權查封、扣押、凍結、拍賣、變賣被執行人應當履行義務部分的財產。從立法規定上來看，法院采取對被執行人儲蓄、收入的凍結、劃撥與對其財產采取查封、扣押、凍結、變賣、拍賣等措施具有并列性，即法院既可以對其存款、收入采取凍結、劃撥、扣留措施，也可直接對其財產采取查封、扣押，進而進行變賣、拍賣的措施，以實現債權人的金錢債權。

出現金錢與財物執行混同這一立法現象的原因，實際上是執行標的理論不清所致。在我國，許多學者認為財產是這類案件的執行標的，而財產又包括金錢及其他財物，因而，導致了金錢給付債務既可以金錢進行償還，也可變賣財產實現的立法規定。筆者認為，只有金錢是這類執行的執行標的。這是因為，不論是給付貨款的義務，還是支付贍養費、醫療費抑或是賠償損失，都是以金錢支付來實現債權人的債權的，因而金錢是執行標的。它要求對這類案件的執行措施應首先針對義務人的金錢采取。但由于金錢是一種財產權，可以有其他取得方法，而變賣財產是其中最可行的一種，才引伸出對財產的執行，如查封、扣押、變賣和拍賣。筆者認為，在金錢支付的執行中，金錢是執行標的，而財產(包括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財產權利)均是執行對象。即通過對這些執行對象采取相應的執行措施，來保證對債權人金錢利益的實現。

強調這一區別，不僅有利于理解將金錢作為優先執行對象的規定，從而采取正確的執行措施，而且有助于強制執行競合問題的解決。

所謂強制執行競合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債權人基于不同的執行根據，同時或先后請求法院強制執行債務人的同一財產，而各請求之間產生排斥，不能使各個債權人的權利同時獲得滿足的一種狀態。其表現之一為金錢請求與特定物交付請求的競合。例如，某一判決為由債務人乙支付債權人甲貨款，甲以該請求為內容要求人民法院扣押乙的汽車，人民法院以此終局判決為根據，扣押了乙的汽車。而債務人乙的另一債權人丙，以另一終局判決為執行根據，請求人民法院強制債務人交付買賣標的物——該汽車。對于這一執行競合應如何處理，有不同的觀點。其中較普遍的觀點認為：應以“先行執行優先”為原則，滿足先提出執行申請的債權人甲的請求，以變賣汽車的價款償還甲的債務。

上例中，債權人甲請求實現的是其金錢債權，金錢是其執行標的。在執行中，對債務人所有的汽車進行查封，是一種保全性措施，其目的在于督促債務人乙履行支付金錢的義務，同時限制債務人乙對汽車的處分，以便債務人于規定的履行期限拒不履行債務時予以拍賣或變賣。另一以交付汽車為執行內容的執行，其執行標的是交付特定物品的行為。在這一執行中，債權人提出申請，人民法院查明執行對象汽車已被查封時，應裁定中止執行，而債權人丙有權提出執行異議，要求查封法院查明被執行人是否還有其他金錢可供執行，如有其他金錢則應解除對汽車的查封;或者，債務人乙于規定的期限內履行了還款義務，也應解除對汽車的查封。債權人丙之所以仍有機會獲得對汽車的強制執行，是因為前一強制執行中的執行標的是金錢而非財物，如果以財物界定前一執行的執行標的，毫無疑問，債權人丙則既無權提出異議，也無機會獲得執行。因而，明確在給付金錢的執行中其執行標的是金錢而非財物，對正確采取執行措施，解決執行競合能夠產生指導作用。

《最高院執行規定》對這一執行措施作了進一步的明確，第38條規定：“被執行人無金錢給付能力的，人民法院有權裁定對被執行人的其他財產采取查封、扣押措施。”這一規定，明確了金錢執行與財產執行的先后順序，是對執行標的理論的正確運用，有利于執行組織采取執行措施，以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二)交付財產和完成行為的執行。

交付財產和完成行為的執行，其執行標的為行為。關于交付財產的執行措施，民事訴訟法第228 條規定，由執行員傳喚雙方當事人當面交付，或者由執行員轉交，并由被交付人簽收。《最高院執行規定》第57條規定：“原物被隱匿或非法轉移的，人民法院有權責令其交出。”交付財產包括動產交付和不動產交付，對動產、不動產均可適用“責令其交出”，其中包括搜查、查封、扣押。臺灣的《強制執行法》第5 章“關于物之交付請求權之執行”中對此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我國立法與實踐可予參考。

關于完成行為的執行，《最高院執行規定》第60條規定：“對于可以替代履行的行為，可以委托有關單位或他人完成，因完成上述行為發生的費用由被執行人承擔。”此即所謂的將對行為的執行轉化為對財產的執行，在實踐中非常有效。對于只能由被執行人完成的行為，《最高院執行規定》指出：“經教育，被執行人仍拒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應當按照妨害執行行為的有關規定處理。”對于這一規定，一般認為可采取的辦法就是訴訟中的強制措施，即可采取拘留、罰款等方法。但是，強制完成某種行為的執行，其執行標的為“行為”，對其以妨害民事訴訟為由而采取罰款、拘留等強制措施，并不能直接達到債權人權利實現的目的，僅能起到督促債務人履行債務的作用，對于其仍不履行的，并未實現強制。基于此種理由，美國的“特定履行令”制度值得借鑒。特定履行令是一種禁令，是指要求合同一方當事人履行合同所規定義務的命令。在合同要求交付特定財產或履行特定服務時，這種救濟較為適當，其理由是因為損害賠償不足以救濟原告取得特定財產的權利。

特定履行可適用于個人服務的履行。典型的情況當屬戲劇表演合同，例如某位著名歌唱家拒不按照有效合同進行表演時，可被禁止為其他任何表演。由于強迫的不作為通常不利于該演唱家的利益，他很快就會遵照執行合同。這種“特定履行令”起到了實現債權人債權的目的。筆者認為，我國將來制定強制執行法時可以借鑒這一作法。

四、案外人對執行標的的異議及異議之訴

關于案外人對執行標的異議，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08 條規定：“執行過程中，案外人對執行標的提出異議的，執行員應當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審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駁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長批準中止執行。如果發現判決、裁定確有錯誤，按照審判監督程序處理。”實踐中案外人提出異議有兩種情形：

1、異議的標的物是執行根據確定的債務人交付的特定物;

2、異議的標的物不屬于執行根據確定的債務人交付的特定物，而是執行人員采取強制執行措施所指向的對象，即執行對象(如執行金錢債務時所扣押的財產)。在第一種情況下，如果異議成立，就意味著生效法律文書有錯誤，應進行再審;在第二種情況下，雖然異議成立，也不會引起再審，只要改變執行對象即可。民訴法沒有區分這兩種情況。此外，該條所規定的審查僅是程序性的，不能解決案外人的實體請求權問題。同時，案外人可基于對執行標的的何種權利而提出異議，民訴法也未作出規定。《最高院執行規定》雖然對以上兩種異議情形作了區分，但仍規定“依照民訴法第208 條的規定進行審查”，仍未解決案外人的實體請求權。臺灣《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于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提起異議之訴。所謂“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是指：

(1)所有權;

(2)典權;

(3)質權;

(4)留置權;

(5 )地上權、地役權、永佃權

(6)抵押權;

(7)占有;

(8)收取權;

(9)租賃權;

(10)債權;

(11)假處分。臺灣《強制執行法》的這些規定可供我們執行立法時參考，并引進案外人異議之訴制度。

綜上所述，民事訴訟執行標的就是執行過程中的客體，也就是執行的對象。在民事訴訟的執行程序中，人民法院應該依據執行根據的內容采取相應措施執行，不是法定程序則不能中止執行或改變、撤銷，也不能夠變更或者停止執行標的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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