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拿硬要型尋釁滋事與敲詐勒索的區別是什么

準確區別行為人的行為是尋釁滋事罪還是敲詐勒索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是從行為人主觀目的上:

敲詐勒索罪,一般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加以威脅,迫使其限期交付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而尋釁滋事罪的犯罪目的與動機較為復雜,有的是以惹事生非來獲得精神刺激,有的是用尋釁滋事開心取樂,有的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和“膽量”,等等。因此,我們不難看出,查清了主觀目的和動機,這兩個罪名是不難認定的。然而由于偵查機關的疏漏,本案起訴證據中關于主觀目的和動機的舉證幾乎為零,只能從客觀行為方面推斷主觀目的和動機,故造成了本案定性的疑難和復雜。

二是從行為侵犯的對象上:

敲詐勒索罪的行為人一般指向明確的被害對象,往往通過對被害人實行精神強制,使其在心理上造成恐懼,迫不得以給付錢財,手段主要有以對被害人或親屬實施暴力相威脅;以毀壞被害人的人格、聲譽、財物相威脅;以揭發、張揚被害人的隱私或弱點等等。而尋釁滋事罪不同于敲詐勒索罪,其行為人一般有著明確的犯罪目的,即通過破壞公共秩序來尋求個人精神上的滿足,因此行為人所追求的既不是政治目的,也不是經濟目的,其矛頭指向決不局限于某種具體的社會關系,也不局限于某個特定的對象,只要可以滿足其變態心理,任何人及任何人的財物都可能成為其侵害對象。因此,侵害對象的確定性成為區分兩罪的重要標志之一。本案中代文平先是對該中學校長威脅耍狠,索要補償費3萬元,無果后轉而向馮團結強拿硬要2.5萬,其侵害對象顯然是隨意產生,不具有確定性,應認定為構成尋釁滋事罪。

三是從行為侵犯的客體上:

兩罪名侵犯的客體都包含了他人的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但尋釁滋事罪侵犯的客體比敲詐勒索罪多了一個,即社會公共秩序。敲詐勒索罪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非法占有他的財物,侵犯人身權利只是實現其犯罪目的一種手段,所以我國《刑法》將敲詐勒索罪歸入侵犯財產罪一章中;而尋釁滋事罪的強拿硬要他人財物的行為,行為人為滿足變態心理、追求精神刺激、證明“能力”和“膽量”等等是其主要目的,非法占有財物則處于從屬地位,往往給被害人造成的精神壓力以及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卻遠遠超過了被害人所受的經濟損失,所以我國《刑法》將尋釁滋事罪歸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因此,行為人是通過破壞社會秩序來滿足變態心理、追求精神刺激、證明“能力”和“膽量”,還是以無中生有、揭發隱私等手段“強拿硬要”,是區分兩罪的又一標準。結合本案來說,這一區分標準又是一個起決定意義的標準,因為提到“硬拿硬要”,就涉及了三個罪名,即“搶劫罪”、“敲詐勒索罪”和“尋釁滋事罪”,這里暫不論及“搶劫罪”,而后兩個罪名在本案中的主觀方面又只能從客觀方面推及,故對侵犯客體的界定就顯得重要多了。本案單從代文平伙同他人拖兩卡車黃沙堵該中學施工工地大門影響師生出入及基建工程施工秩序來看,便足以認定嚴重侵犯了社會公共秩序,那么,本案的定性困難便迎刃而解。

四是從刑事立法精神上:

我國《刑法》第12條規定了“從舊兼從輕”的基本原則。在司法實踐中,如果案件主客觀方面存在不好認定的情況,但確實又構成犯罪,那么只能依據從輕原則來處理案件。這樣,一方面可以防止錯案發生,另一方面也符合法律精神。敲詐勒索罪法定最高刑為10年,而尋釁糍事的法定最高刑僅為5年。對尋釁滋事罪的處罰轉敲詐勒索罪來說輕了許多,故這一原則精神成為了本案定性的又一重要區分標準。

上文便是強拿硬要型尋釁滋事與敲詐勒索的區別，希望能對大家有一些幫助。我們生活中隨時都可能會用到法律知識，雖然我們不是時刻處在需要的條件下，但是法律知識可以使我們更少的受到傷害，我們應當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識。在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能夠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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