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信用卡系盜竊所得仍幫助掛失取款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

犯罪嫌疑人張某同事主廖某合租一套住房，兩人各住一間，共用客廳。某日下午廖某外出，張某遂竄入其房間，將廖的錢包盜出，包內有廖某的信用卡、身份證各一張。當張某在客廳內翻動錢包時，被在此玩耍的女友朱某看見并問張某為何要拿廖某錢包，張某叫朱某不要聲張。隨后，張某持廖某的信用卡到銀行自動取款機上取款，因密碼不符未果。次日，朱某受張某指使持廖某信用卡、身份證到銀行辦理了賬戶密碼重置手續，并在張某授意下，持廖某的信用卡在銀行自動取款機上提取廖某賬戶上人民幣2800元，將錢交給張某。

本文認為，朱某系盜竊共犯，其行為構成盜竊罪。當張某將廖某的錢包盜竊出其房間，并在客廳里翻找出信用卡和身份證時，張某的盜竊行為并未完成，只是處于未遂階段。朱某此時介入，在明知是盜竊所得的信用卡前提下幫助取款，使整個盜竊行為真正得逞，達到既遂狀態。朱某的行為是盜竊行為的一部分，與張某形成盜竊共犯，構成了盜竊罪。

本文認為，盜竊信用卡尚未使用的，是犯罪未遂，理由如下：

(一)信用卡不同于作為盜竊犯罪對象的“財物”

盜竊犯罪的對象具有可轉移性，能夠在不同的主體間轉移，能夠被不同的主體占有。凡不具有這一特性的事物都不可能成為盜竊犯罪的對象。

根據我國《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的規定，信用卡是銀行發給用戶用于購買商品、取得服務或者提取現金的信用憑證。它憑用戶的真實身份資料辦理，以用戶的資信狀況和擔保為保障，銀行需要定期復查用戶資信狀況以調整信用等級，同時它還具有透支功能，并不能出租或轉借給他人使用。這些規定都表明信用卡具有顯著的身份特征，其本質內容是用戶的信用，是信用的證明書。信用卡的支付、消費等功能都是以用戶的信用為基礎的延伸功能，與用戶的財產狀況無直接聯系。即使賬戶上沒有資金，用戶也能透支消費，即信用消費。因此，信用卡的本質就是信用。信用可以因敗壞而降低，但卻不會在不同主體間轉移，更不會被“竊取”。

(二)盜竊信用卡并不能實現對賬戶資金的實際控制，信用卡所有人也沒有完全喪失對賬戶資金的控制

對于盜竊罪既遂與未遂的標準，目前主要存在三種學說，即控制說、失控說和“控制+失控”說。無論運用哪種學說，盜竊信用卡的行為都沒達到犯罪既遂的標準。

盜竊信用卡犯罪的真正對象是信用卡賬戶中的備用金、保證金和銀行授信額度。當嫌疑人盜竊信用卡和身份證后，雖然具有了使用、獲取賬戶資金的條件和可能性，但仍然不能實現對賬戶資金的實際控制。因為刑法意義上的實際控制是指現實的占有或不受干擾的支配狀態，嫌疑人盜竊信用卡和身份證后，不僅沒有現實地占有賬戶資金，其對資金的支配也受到使用信用卡時的身份驗證和被害人掛失保全的雙重干擾，無法達到實際控制的程度。另外，被害人雖然失去了對信用卡和身份證的控制，但仍然可以用其他有效身份證明資料辦理掛失手續，實現對賬戶資金的保全和控制。

(三)使用盜竊所得的信用卡，是構成盜竊罪的法定客觀要件。

我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三款規定，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顯而易見，“盜竊信用卡”和“使用信用卡”是此類盜竊犯罪的兩個必備客觀要件，缺少“使用”行為，就會造成犯罪構成要件不齊備，只能認定為未遂犯罪。

本案中，張某盜竊他人信用卡只是完成了盜竊行為的一部分，朱某在主觀明知的前提下實施使用信用卡取款的行為，是盜竊行為的另一部分，兩個行為的結合齊備了盜竊犯罪的構成要件，從而達到既遂狀態。因此朱某的行為構成盜竊共犯，應當以盜竊罪定罪處罰。朱某冒用他人信用卡是其盜竊犯罪的目的行為，與盜竊犯罪存在方法和目的的牽連關系，即使金額達到信用卡詐騙罪的定罪標準，也應按牽連犯一般處罰原則從一重罪即盜竊罪定罪處罰。

以上內容就是相關的回答，一般情況下，如果我們明知他人使用盜竊信用卡來辦理掛失，還幫其進行辦理，就會構成盜竊的共犯，這種情況是需要根據涉及的犯罪金額進行處罰。如果您還有其他法律問題的可以咨詢律霸網相關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