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賣毒品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銷售，或者以販賣的目的而非法收買毒品的行為。下面分兩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明知是毒品而進行非法銷售。一般都具有營利的目的(也有人稱之為“牟利”)，是否實際獲利，不作為本罪構成的必要條件。“明知”，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已經明知或者應當明知是“毒品”。這里的“毒品”，只要販賣人認為是毒品，即使販賣人誤把非毒品當成毒品，或者是對毒品的毒性、成分都不清楚、明確，不知道是哪一類毒品，均不影響其主觀方面的認定。但被人欺騙、利用，不知是毒品而進行販賣的，不構成販賣毒品罪。其二、明知是毒品而進行“非法銷售”，除了銷售以外，還包括以毒品易物、以毒品償還債務、支付勞務等形式。

第二、以販賣的目的而非法購買毒品的行為。也有人稱之為“以營利為目的”或者為“以牟利為目的”，這個表述方法是不太準確的。販賣毒品罪的主觀故意應是以“販賣”為目的，至于實際是否獲利、牟得利益，在所不問。“販賣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銷售，或者以販賣為目的而非法收買毒品的行為”②。“販賣”的社會危害性在于其毒品的流通和周轉，使毒品的危害性進一步擴散，殃及更多的人群，“販賣”著重主觀目的支配下的行為，強調的是與客觀行為相統一的主觀目的，而“營利”容易其與販賣的主觀動機相混淆;“營利為目的”容易將那些主觀上沒有營利為目的，而實際上出于其他目的，幫助販賣人牽線搭橋，在購毒者與販賣者之間居間介紹買賣的犯罪分子排除在外，而以販賣為目的，則可避免疏漏，將這種行為囊括其中。

明知毒品而非法銷售的行為，包括取得毒品(無論是購買的還是自己制造、生產的，還是接受贈予的)和銷售毒品兩個環節;以販賣為目的購買毒品的行為，其購買毒品的行為是為下一步銷售做準備的，可視為其販賣毒品的一個行為階段。如果僅有一個購買毒品的行為，沒有證據證明是為販賣毒品，此時，這個流轉環節就中斷了，就不能認定為是販賣毒品的行為。而幫助他人購買僅用于吸食的毒品，買來的毒品全部用于吸食的，毒品的客觀外在形態不存在了，也不可能是“販賣”的對象。對于販毒者販賣了一部分、吸食掉了一部分的販賣毒品的案件中，吸食掉的部分不能再作為販賣毒品的數量當中。主觀方面以販賣為目的，也可避免在實踐中把毒品“消費”行為看成是販賣行為。如，行為人幫助吸毒人員購買毒品用于吸食的，然后幫助購買人從中“扣”一點用于自己吸食的行為區分開來。

對于不以營利為目的居間人來講，無論其主觀方面出于什么目的，但其主要方面是希望買賣雙方的交易成功，一般也應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如果將主觀方面界定為“營利為目的”，使這些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如果將其界定為“販賣為目的”，則可避免疏漏，居間人知道販毒者在販賣毒品，并希望促成交易成功的，其行為在販賣毒品這個環節中不可或缺，其，就其主觀目的來看，具有“販賣的目的”。如，2002年底，“兩勞”釋放人員吳某因容留他人吸毒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刑滿釋放后，吳某以前的牢友張某(已出獄)找到吳某，讓其搞點毒品給另一牢友李某“還個愿”(吸毒)，吳某稱自己已戒掉不吸了，又剛出來，還找不到“上家”。并說，如果碰到了，愿意“幫個忙”。過了幾天，一個吸毒人員王某某到吳某家去看望吳某，對吳某講自己身上有“粉”。吳某想起前幾天的事，于是就打電話給張某，告訴張某可以搞到“貨”，并讓其立即過來。后吸毒人員張某以200元人民幣從王某某身上購得毒品兩小包，重約0.2克。在本案中，吳某介紹毒品的交易行為顯然不具有“營利”為目的，但其行為在這樁交易中起到了牽線搭橋的作用，沒有吳某的中介行為，也不可能完成這筆交易，吳某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當受法律處罰。吳某固然沒有“營利”的目的，但其希望并積極促成這筆交易實現，其主觀上具有幫助他人販賣的故意，即具有販賣的目的，符合販賣毒品罪的構成，后人民法院以販賣毒品對其判處了拘役六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