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商業賄賂犯罪大量滋生蔓延，成為了人民群眾所痛恨的社會公害，同時也影響了我國的國際形象。2008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兩高意見》），對遏制商業賄賂犯罪勢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商業賄賂犯罪的概念及案件范圍商業賄賂犯罪的概念在我國刑法中從沒有涉及過，只是在行政法規、黨政文件和新聞傳媒以及領導批示中被廣泛使用。司法界通常認為，賄賂犯罪包括商業賄賂犯罪和公職賄賂犯罪，兩者在權力尋租對象、產生基礎、適用法律等方面是有區別的。而行政法規所講的商業賄賂犯罪外延是泛指所有賄賂犯罪。由于司法界主流觀點與行政法規等不完全一致，造成司法實踐中對商業賄賂犯罪的處理不夠統一。筆者認為，商業賄賂犯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或者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行為。商業賄賂犯罪的外延，應包含刑法規定的全部賄賂犯罪。“兩高”根據刑法規定，結合辦案工作實際和專項治理工作要求，參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一次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提出,商業賄賂犯罪不僅包括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賄賂犯罪，而且涉及刑法規定的其他賄賂犯罪，即在“兩高”出臺《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基礎上，對商業賄賂犯罪的外延進行了科學厘定。《兩高意見》明確指出，商業賄賂犯罪涉及刑法規定的八種罪名、十一個條文，即（1）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2）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條）；（3）受賄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4）單位受賄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條）；（5）行賄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6）對單位行賄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條）；（7）介紹賄賂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條）；（8）單位行賄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二、商業賄賂犯罪主體的司法認定我國法律對賄賂犯罪主體的規定呈逐年擴大的趨勢。1979年《刑法》規定的受賄罪主體僅指國家工作人員；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將受賄罪主體擴大到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又將賄賂犯罪的主體又擴大到公司、企業高管或者職工；1997年《刑法》吸收了《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的規定，但對受賄罪的主體仍局限于國家工作人員和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將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的犯罪主體、第一百六十四條的犯罪對象擴大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但對“其他單位”的含義并未明確。2008年《兩高意見》對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的“其他單位”作了進一步明確，“既包括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等常設性的組織，也包括為組織體育賽事、文藝演出或者其他正當活動而成立的組委會、籌委會、工程承包隊等臨時性的組織。”筆者認為，“兩高”對商業賄賂犯罪主體作擴大解釋，是我國刑事立法的趨勢，社會各界的要求，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規定一致，有利于預防、打擊商業賄賂犯罪。《兩高意見》對“其他單位”只是列舉式解釋，用“等”予以概括，故在司法實踐中不妨對“其它單位”的外延掌握得再寬泛些，只要與所列舉組織或單位具有類似性質的組織，就盡可能地予以認定。單位是相對于自然人的組織體，但并非所有的組織體都屬于刑法中的單位。筆者認為，對“其他單位”的司法認定，還要掌握一個“正當活動”原則。只要是依法從事正當活動的常設性組織，或者臨時性組織，都可能成為商業賄賂犯罪主體，但不應包括從事非正當活動的組織。因為其活動不具有合法性、正當性和公務性，不能成為憲法、刑法保護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