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至2006年間,四川省醫療衛生系統在專項反商業賄賂行動中,包括36名醫院院長、副院長在內的128人被依法查處,其中僅自貢市第一醫院涉案金額就達500多萬元。2005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醫療器械司司長郝*平,因涉嫌商業受賄被檢察院刑拘留。繼郝*平案發后,與之有相關聯系的國家藥監局藥品注冊司司長曹*莊、盧*英等6名高級官員因涉嫌經濟犯罪被檢察機關刑事拘留。2002年至2006年間，原北京市大興區衛生局副局長王*軍，收受北京某醫療器械公司給予的賄賂款共計人民幣35.5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1］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數據顯示：僅2006年1月至10月間，全國檢察機關批準逮捕的醫藥購銷、商業零售、建筑、旅游等各類商業賄賂犯罪嫌疑人5117人，提起公訴4212人，立案查辦商業賄賂犯罪案件8010件，涉案金額8.8億余元。［2］醫藥購銷領域的商業賄賂與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極為敏感。商務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在全國藥品行業，作為商業賄賂的藥品回扣，每年侵吞國家資產約7.72億元，占全國醫藥行業全年稅收收入的16％左右。［3］該領域的商業賄賂行為不但加劇了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更損害了黨和政府的聲譽，敗壞了衛生行業和醫務人員的形象，成為滋生貪污、行賄受賄等經濟犯罪的溫床。醫院的采購人員、供銷人員及個別領導利用工作之便，收受賄賂，損公肥私，使一些劣質藥品、器械流入醫院，引發醫療事故，對醫院和患者造成極大損失，群眾的不滿直接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和諧和穩定。2008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頒布了《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首次全面梳理了商業賄賂的具體形態，結束了我國“商業賄賂”沒有確切規定的歷史。《意見》總共包括11條內容，明確了商業賄賂犯罪涉及的范圍等7個方面的內容，此前司法實踐中存在較大爭議的問題得到部分解決。［4］《意見》中直接涉及醫藥領域商業賄賂的規定為：醫療機構中的國家工作人員，在藥品、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等醫藥產品采購活動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銷售方財物，或者非法收受銷售方財物，為銷售方謀取利益，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385條的規定，以受賄罪定罪處罰。醫療機構中的非國家工作人員，有前款行為，數額較大的，依照刑法第163條的規定，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醫療機構中的醫務人員，利用開處方的職務便利，以各種名義非法收受藥品、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等醫藥產品銷售方財物，為醫藥產品銷售方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依照《刑法》第163條的規定，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上述規定，傳遞出國家打擊醫藥購銷領域商業賄賂犯罪力度不斷升級、范圍不斷擴展的決心，更為司法機關及時有效懲治此類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據。然而在司法實踐中，由于醫藥購銷領域商業賄賂案件的隱蔽性和復雜性，司法機關在辦案過程中，仍然面臨許多法律適用的難題，對一些多發的商業賄賂行為如何定性還存在一定爭議和模糊認識，影響到醫藥購銷領域商業賄賂專項治理活動的深入開展，鑒于此，本文對《意見》未予明確說明的部分問題進行分析探討，希望能夠為之合理解決有所助益。一、醫生在診療過程中收受“紅包”行為的定性醫生與患者之間的“紅包”現象主要指，醫生憑借其專業技術，在診療過程中收取患者或家屬財物的行為。在我國現有的醫療環境中，由于醫患地位的嚴重不對等，患者向醫生送“紅包”已經成為了一種行業潛規則，特別是在手術臺上，動輒幾萬、幾十萬的紅包更是屢見不鮮。這種行為不但增加了患者的經濟負擔，更敗壞了醫療行業的風氣，群眾反映強烈。救死扶傷本是醫生應有的職業操守，但有些患者卻認為醫生如果不收“紅包”，就是對治療沒有把握，手術就不會成功，這種不信任的心理更加折射出此類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這種“潛規則”倘若得不到有效整治，毀損的不僅僅是醫療行業公共服務的誠信根基，更影響到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