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緩刑的實證考察

為了對司法實踐中適用緩刑情況有一個比較全面、理性的認識，我們對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人民法院自2001年以來的有關緩刑適用情況進行了典型調查，并以這種典型調查為基礎歸納出當前司法實踐中緩刑適用的主要特點和主要問題，以作為我們分析緩刑問題并提出緩刑完善建議的基本依據。

通過典型調查我們發現，當前司法實踐中緩刑適用情況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緩刑適用總數逐年略有增多，但適用比例穩中有降。當前，由于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發案率有所增加，受到刑事追究的犯罪人員呈逐年增長趨勢，判處有期徒刑、拘役的人數從2001年的901人增加到2003年的1162人，增幅達22.5%。相應的適用緩刑的人數也在增加。判處緩刑的人數從2001年的97人，增加到2003年的119人，增長幅度為2%。判處緩刑的人數占判處有期徒刑、拘役人數的比例以及判處緩刑人數占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人數的比例變化不大，且略有下降;判處緩刑人員中未成年人所占比例較大，但近兩年有下降趨勢(見“附表一”)。

(二)緩刑在司法實踐中已被廣泛適用。根據我國法律規定的原則，法院從維護社會穩定、堅持打擊、教育、挽救并重的方針出發，積極穩妥地對輕刑犯適用緩刑，充分體現了我國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刑事政策。調查情況表明緩刑已廣泛適用于刑法分則各章犯罪之中(見附表二)。從附表二中可以看出，緩刑適用涉及的罪名已有23個，緩刑已被適用于各種性質的犯罪。其中絕大部分是性質一般的犯罪，但也有個別性質嚴重的犯罪具有法定從輕、減輕情節而被適用緩刑的。

附表一：2001年-2004年上半年適用緩刑情況表

年份

分類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

(1-5月)

有期徒刑拘役人數90110101162327

三年以下總人數465503609158

宣告緩刑總人數9710111932

緩刑人員中未成年人數61677112

百分比(一)20.920.119.520.3

百分比(二)10.81010.29.8

百分比(三)62.966.359.737.5

百分比(一)是宣告緩刑數與三年以下徒刑、拘役總數之比;百分比(二)是宣告緩刑數與有期徒刑、拘役的總人數之比;百分比(三)是未成年人占判處緩刑人員的比例。

附表二：2001-2004年上半年緩刑適用分類情況表

年份

分類2001

(97人)2002

(101人)2003

(119人)2004(1-5月)

(32人)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危害公共安全案件88.287.91714.3618.6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案件11.0310.9910.8413.1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案件1010.387.91210.1412.5

侵犯財產案件7577.37675.269581856.3

妨害社會管理

秩序案件

貪污賄賂案件22.0643.9686.7

瀆職犯罪案件13.1

(三)緩刑相對集中于侵犯財產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犯罪案件。其中，搶劫、盜竊、交通肇事、故意傷害等四類犯罪所占比例非常大;另外，未成年人在適用緩刑人員中所占的比例也較大。筆者通過對武侯區人民法院2001年以來判處緩刑的349人作出的調查分析，在各種犯罪案件中，搶劫犯罪占適用緩刑總人數的50.1%，盜竊犯罪占11.2%，交通肇事罪占11.2%，故意傷害罪占6.6%，以上四類犯罪占適用緩刑總數的79%(見附表三)。在以上適用緩刑的犯罪分子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于具有法定從輕、減輕情節及酌定情節而適用緩刑的，也有一定的比例。如悔罪表現較好、積極進行經濟賠償的重傷案;未成年人犯搶劫罪的案件適用緩刑較多，占適用緩刑總人數的60.5%。

附表三：349人緩刑分類表

人數百分比

交通肇事罪3911.2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10.3

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10.3

偽造、倒賣有價證券罪10.3

虛開增值稅發票罪10.3

過失致人死亡罪103

故意傷害罪236.6

非法搜查罪10.3

搶劫罪17550.1

盜竊罪4011.5

詐騙罪20.6

搶奪罪103

敲詐勒索罪61.7

職務侵占罪20.6

挪用資金罪41.14

尋釁滋事罪174.9

妨害公務罪10.3

販賣毒品罪10.3

制作、復制、出版、

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10.3

挪用公款罪10.3

貪污罪82.3

受賄罪51.4

玩忽職守罪10.3

上述四類犯罪案件判處緩刑較多是由此類案件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搶劫案判處緩刑多，主要是因為搶劫案件在各類犯罪中所占比例最高(約占總數的40%)，且其中未成年犯、初犯、偶犯占有相當大的比例，為教育挽救未成年人，對其中相當比例的犯罪分子適用了緩刑;現在由于經濟的發展，有車的人越來越多，交通事故也越來越多，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屬過失犯罪，其社會危害性較小，加上案發后被告人一般都能積極主動對被害人進行賠償，因此，大多適用緩刑;故意傷害案件系由于鄰里糾紛引起，且受害方有一定過錯責任的輕傷案比較多，案發后均能較好進行經濟賠償，從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出發，實踐中也較多適用了緩刑。上述幾類案件在實踐中宜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故對其較多適用緩刑也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經濟犯罪因其再犯的可能性較小且考察措施容易落實，實踐中也有相當比例適用緩刑。

(四)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期間重新犯罪的情況極少。據對349人的緩刑調查，在緩刑考驗期內重新犯罪的只有5人，只占緩刑適用總數的1.4%。說明當前緩刑適用與考察已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通過調查分析，筆者認為，當前緩刑適用的總體情況是好的。從緩刑適用的對象范圍看，基本上是符合我國法律規定的。從緩刑適用效果上看，取得了積極的社會效果，教育挽救了一批犯罪分子，使之改造成為對社會有用之人。從我院組織的對未成年緩刑犯及家長回訪考察座談會上了解到，許多在緩刑考驗期內的未成年人找到了較好的工作，在單位上表現很好，得到工作單位的好評。其中有一人準備辭職時還被單位挽留下來了，另一些人重新回到了學校，據他們自己講，現在更懂得珍惜讀書的機會了。從緩刑適用的數量比例上看，雖然與一些西方國家高達40%—60%的緩刑比例有相當的差距，但與我國當前的社會經濟、法律的發展是大體協調的。由于我國與西方國家存在社會、經濟、文化、法律上的差距，在緩刑適用問題上存在區別與差距也是必然和正常的。緩刑適用比例高的國家，其基本的刑事法律就與我們有很大的不同，我們作治安處罰的大部分行為，在國外多數被納入了刑事調整的范圍，調整的范圍大了，其緩刑適用的比例自然就高了。

從緩刑適用的上述情況看，總體上當前緩刑適用的主流是好的，但從調查中我們也發現，目前在緩刑適用與監管上也存在以下一些主要問題：

第一，由于立法規定過于原則，緩刑的適用缺乏具體、科學的評價標準，導致緩刑適用的地區差別、個案差別較大。

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的適用緩刑的法定條件，只有“判處三年以下”的刑期條件是相對確定的準客觀標準，其它兩個條件“悔罪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則更多是一種主觀標準。“悔罪表現”的具體含義不清。實踐中，有的認為只要能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實，就可以認為有悔罪表現而適用緩刑;有的則認為，適用緩刑必須是被告人有真誠的悔罪表現，不僅要徹底坦白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實，而且要有其它的實際行動，如：如實交待同案犯、積極采取補救措施防止危害后果的發生、積極進行退贓或經濟賠償、自首等。理解和掌握的標準不同，直接影響了緩刑適用的平衡。“不致再危害社會”主觀性強，缺乏評判的輔助標準。通常人民法院在確定是否適用緩刑時，對犯罪情節的判斷主要側重于情節上的輕重程度，而悔罪表現也主要視其對所犯罪行為的認識和坦白程度來確定，這很難排除不得不悔罪、假悔罪的表現，至于對緩刑考驗期間的執行環境和緩刑人的素行品格少有問及，且從單個案卷材料上的認定難以評價“確定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真實性、合理性和科學性。以致一些主觀惡性深、性質嚴重的危害社會的犯罪也僅憑法官主觀上認為不會再危害社會而判緩刑，結果緩刑考驗期未到就又犯新罪。同時，立法對緩刑適用的導向不明。一般說，對過失犯罪因其主觀惡性不大，應當倡導多判緩刑，而對嚴重危害社會的暴力性犯罪，如搶劫、強奸、販毒等就應限制或禁止判緩刑。但立法上并無相應的司法指引，造成應判緩刑的不判，而不應判緩刑的卻判了緩刑的情況時有發生;由于立法的具體規定不明確，造成對緩刑適用不當的監督糾正困難。因此，對犯罪分子是否適用緩刑，主要取決于法官的主觀的認識和判斷，也即取決于法官對犯罪分子的寬恕程度。不同的法官對同樣案件，同一法官在不同時期對類似案件，由于主觀認識的變數較大，其所作出的判決差異較大。由于法官群體對適用緩刑的意義及作用也存在認識差距，所以地區之間也存在適用緩刑工作開展的不平衡。具有可比性的案件在甲地判緩刑居多，而在乙地即判實刑的居多。相類似的案件所判處的刑罰存在較大的差距，導致刑罰的公正性、權威性受損，不利于樹立司法公正的形象。據調查資料，某經濟相對落后的縣在2003年判決的438人中，適用緩刑共計130人，比例達30%;而相鄰經濟比較發達的縣級市在2003年判決的1356人中判緩刑的只有123人，比例僅為9%。兩地對緩刑適用的巨大反差，說明實踐中在緩刑適用的認識、掌握的標準上存在較大差距。同一法院在處理同類案件時也存在巨大反差，如武侯區人民法院在審理容留賣淫案件時，情節大致相同的，對容留賣淫兩次的，有的法官對被告人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而有的法官則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再如我院審理搶劫案件中，情節大致相同的，對搶劫兩次的被告人，有的法官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半，有的法官則判處有期徒刑六年。量刑上的嚴重不平衡對被告人極為不公平，使被告人困惑、不解，不服判，客觀上增加了上訴案件，同時也造成了不良影響，社會效果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