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夷山征地補償標準根據哪些因素確定?

1、武夷山征地補償標準根據土地類型、土地年產值、土地區位登記、農用地等級、人均耕地數量、土地供求關系、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居民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等因素確定。

2、拆遷補償標準的調整由市縣人民政府公布。我國法律規定各地政府應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當地人均收入增長幅度等情況，每2至3年對征地補償標準進行調整，逐步提高征地補償水平。如今實施的征地補償標準已超過規定年限的省份如未及時調整，將不予通過用地審查。 各類具體的價格補償標準由區縣物價局依據當地經濟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等情況進行定價。

二、征地拆遷腐敗案件的特點

1、涉案人員眾多，涉案金額巨大。

征地拆遷領域的貪污、賄賂案件，窩案串案特別突出。因為征地拆遷領域的職務犯罪，行為人靠“單干”往往很難完成貪污、賄賂的全過程，需要借助其他征地小組成員或有關職能部門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沆瀣一氣，共同貪污征地補償費，事后進行分贓。如我縣在辦理梅縣西陽鎮地段征地拆遷工作中，出現補償資金嚴重超出預算的突出問題。經查，參與征地拆遷補償工作的干部互相串通，或與征拆遷補償戶合謀，共同虛大、虛報、冒領補償款，涉案人員包括縣直機關干部3人，鎮干部12人，村干部13人，村民小組長2人，村民6人，涉案金額達幾百萬元。

2、蓄意串通作案，虛大、虛報、虛高補償款。

參與征地拆遷補償工作的機關、鄉鎮干部、村干部蓄意串通，為騙取國家給予不屬于自己的征地補償款，采用虛報、重報、冒領等方法，大量騙取國家征用土地補償款。如在丈量登記土地時與戶主串通，虛大土地面積，虛大果樹青苗數

量，虛大房屋被征項目數量。或者是在無補償項目的戶主上虛報補償項目，或者是在有補償項目的戶主上再虛報補償項目，或者是將有其戶主姓名而無補償之實的村民當作補償戶，虛報份額，套取補償款。如我們辦理的案件中，征地人員與村民串通，以村民親戚的姓名虛報騙取補償款14萬多元私分;更為夸張的是，有些在無補償戶主補償項目的情況下編造假戶主和假項目。這些參與征地的國家工作人員與村民結成畸形的利益共同體，對彼此的違法違紀行為視而不見，心照不宜，肆意妄為。其行為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在社會上、在人民群眾中造成極壞的影響。

3、部下以權謀私，領導疏于監管。

按照我國的監督體系，公共權力在執行過程中要受到多重監督：各級人大的監督，審計監督，司法監督，還有社會團體、新聞媒體和人民群眾的監督等。按照監督理論，權力監督必須具有“權威性、上位性、專門性和單向性”。但是具體到土地補償領域，這些監督就變的蒼白無力，征地、拆遷多在鄉鎮等基層，這正是人大監督和新聞領域監督的薄弱環節，政府內部的監督又缺乏主動性，鄉鎮不設審計機關缺乏必要的審計監督。因此缺乏監管和土地征用、拆遷體制為貪污等腐敗行為的滋生提供了空間。如我縣辦理的征地拆適腐敗案中，鄉鎮工作人員以套高標準，虛大數量，故意不在現場對丈量登記表統一簽名，不公示征地情況，不公示補償金發放等主觀惡意大的手段，以權謀私，侵吞公款。在征地拆遷補償工作開展一年多的時間里，這些違法違紀行為就一直存在，但該鎮主要領導對此疏于監管，這就參與征地的鄉鎮工作人員的權力濫用留足充分發揮的空間。

武夷山在我國的福建省，福建省政府部門也要求2到3年左右應該對補償標準適當的進行調整。否則的話，上級有關單位也不會通過征地的方案的。征地工作需要拆遷單位按部就班的完成，武夷山的實際征地拆遷工作也非常的復雜，發生在武夷山的征地，補償標準也都根本就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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