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行政法律文書的送達問題，行政程序法上并無直接規定，實踐中多參照民事訴訟法來施行。最新的民事訴訟法對送達方式、時間、程序等做了更為細化的規定，但是仍有疏漏之處。比如，裁判文書作出之后送達當事人的期限要求，雙方當事人各自的送達時間有無要求等。通常情況是，法律文書作出之后，法院確定文書送達的方式與時間之后，即開始向雙方當事人送達。送達雙方當事人應該是同時進行的。對于行政法律文書的送達也應該適用同樣的方法。但是實踐中，出現了這樣的情況：行政機關向雙方送達的時間不一致，甚至相去甚遠，由此所導致的后果也是有很大差距的。尤其是在城市房屋拆遷裁決糾紛中，由于送達時間差，人為造成了雙方在法律救濟上的不平等，這無疑是剝奪當事人期限利益和訴訟權益的行為。

筆者在長期從事征地拆遷法律事務的工作經歷中，見證了種種違法裁決的行為和現象，上文描述的這種情況是近期才出現的。在于某與拆遷人**公司之間的行政裁決案件中，拆遷人向西城區房屋管理局提交了裁決申請，2013年4月18日，西城房管局作出了《北京市房屋拆遷糾紛行政裁決書》，并于當日就送達給了拆遷人**公司，**公司次日就到西城區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法院受理后，**公司隨之就向法院申請先予執行。與之相對的是，直到4月24日，該裁決書才送達給了被拆遷人于某。當日于某就向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提起了行政復議申請，該委員會于當日受理，目前該案正在市建委的審理過程中。

由于行政機關送達存在的時間差，直接導致被拆遷人在訴訟程序中處于被動地位，這時當事人所享有的期限利益就體現的很重要了。筆者此前代理過的一樁西城區地鐵六號線項目拆遷案件中，被拆遷人在收到裁決后立即對該裁決提起了行政復議，隨后拆遷人又向西城法院提起了訴訟并申請先于執行，西城法院得知復議機關已經受理了被拆遷人的復議申請后，裁定駁回了拆遷人的起訴。這樣拆遷戶就贏得了與拆遷人談判的時間。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四條之規定，法律、法規未規定行政復議為提起行政訴訟必經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既提起訴訟又申請行政復議的，由先受理的機關管轄;同時受理的，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選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已經申請行政復議，在法定復議期間內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在于某裁決案中，如果西城區房屋管理局將行政裁決于同一日送達當事雙方，被拆遷人于某先向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提起了行政復議，那么拆遷人再向法院起訴，法院就沒法受理，也就不存在先于執行問題。然而，實際情況卻是房管局出于某些原因，對被拆遷人遲延送達裁決書，在法律明確規定復議與訴訟管轄原則采取先行程序優先的情況下，變相剝奪了被拆遷人行使公力救濟的權利。

《城市房屋拆遷行政裁決工作規程》第十五條規定：裁決書應當通過直接送達、留置送達、委托送達或郵寄送達等方式送達。本條并未明確要同時送達雙方當事人，但是根據該規程第四條之規定，行政裁決應當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堅持公平、公正、及時的原則。這一條明確規定了行政裁決行為應遵守的基本原則，是關于裁決的總的立法精神的描述。從行政行為合理性原則出發，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應符合法律維護公平、正義的立法意圖和價值評價。而在上文送達情形下，由于行政機關不同時送達直接導致了拆遷戶的房屋面臨先于執行，顯然對當事人是不公平的。

由于裁判文書的送達與當事人的訴訟權益直接相關，因此，在送達期限上需要法律法規進一步明確。否則，在當前法制環境下，當事人的期限利益就無法得到較好的保障，在發生此類情況下，權利人也不能得到有效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