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擴大取保候審適用率改變濫用羈押現狀
取保候審是強制措施的一種,具有保證犯罪嫌疑人不逃避、不妨礙訴訟的功能,同時也是保證犯罪嫌疑人以非羈押的方式等候審判、享有充分的人身權利和自由權利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司法實踐中取保候審的適用率過低,沒有發揮立法者所期望達到的作用。比如公安機關對戶籍不在本地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不會采取取保候審,這種做法,無疑不恰當地縮小了取保候審的適用范圍。
北京市律協憲法指導委員會主任、大禹律師事務所主任張*生律師坦言,在其14年的律師職業生涯中,成功辦理取保候審的案件很少,只有7件。其中,一件因罪行輕微不構成犯罪而得以取保;一件取保后,辦案機關不了了之;一件取保后,嫌疑人脫保跑了;三件最終被判處緩刑。她認為,造成目前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現行取保候審制度法律規定不明,其實踐中顯現出的弊端可以用“可做可不做,要做就猜謎,客觀條件虛無”三句話概括。“可做可不做”,是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是可以取保候審而不是應當取保候審,對這樣一個選擇性概念,辦案人員當然選擇不做,因為相比較而言,不取保不僅承擔風險小,也更省事;“要做就猜謎”,是指偵查階段就要猜審判階段會判什么刑?猜取保候審后是否有社會危害性?此中不確定因素太多,合理性有限,猜錯了辦案人就要承擔責任;“客觀條件虛無”,是指司法實踐中判處管制、拘役、獨立適用附加刑的案子幾乎沒有。第二,取保候審決定過程由辦案機關單方決定,缺乏公開性,律師不能參與其中,犯罪嫌疑人權益得不到充分保障。第三,在羈押這種封閉的環境里,辦案人可以輕易獲取口供和證據。只有嫌疑人招供認罪后,才得以會見律師,才有可能獲得取保候審。
北京市律協刑事訴訟法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煒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李*林律師的執業生涯中,同樣也極少有取保成功的。李*林認為,實踐中辦案機關更多的是把取保候審作為銷案的手段,取保候審后案件就不了了之,如此行為,喪失了司法機關行為的正義性;而對于律師為什么不能取保的詢問,得到最多的答復就是:“該人不宜取保”六個字。
為改變濫用羈押措施現狀,客觀有效地評價解決方案的實際效果,發現其中的問題,同時為刑事訴訟法的新一輪修訂提供實證依據,2007年3月,北京大學法學院聯合北京市律協、山東省平邑縣人民檢察院正式啟動“取保候審制度改革與辯護律師作用擴大”實驗項目。
研討會上,項目負責人、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華教授坦言,開展項目實驗以來,他最大的收獲有兩個:一個是發現了程序的價值,嘗試將以往秘密的、非公開的取保候審決定過程進行公開化改造,讓律師參與其中;另一個是發現了在現實取保候審決定過程中真正發揮著作用,指導著辦案人員決定的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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