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我國的司法改革中，民事訴訟的證明理念由傳統的客觀真實轉向法律真實或者確信真實，也必然帶來了法院在證據調查和收集職權上的劇變。民事訴訟事實審理所應確定之真實，應當是法院和雙方當事人在充分行使訴訟權利并履行訴訟義務的基礎上予以確認并信賴的事實。案件真實的確定，重心不單純在于法院已經對案件真實性所得出的結論本身，更在于法院就該事實存在與否達成結論的形成程序，即在案件事實審理過程中，對于法院確定案件真實最為接近并正確且利于迅速經濟地作出結論的訴訟資料是否已盡最大可能地提出、收集和利用。法官的職責與地位更傾向于一個獨立的、中立的、只通過開庭審理掌握證據材料并進行事實判斷的裁判者，其依職權調査、收集證據的職能已被極大地弱化了，尤其是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證據的職能，更是受到極為嚴格的限制。

民事訴訟法規定“誰主張，誰舉證”為原則，舉證責任倒置為例外，當事人的絕大部分訴訟請求都需要通過自身舉證來證明其主張的合法性，從而保護其合法利益。但是由于現階段我國公民法律意識不強，法律知識缺乏，不注重收集證據，并且整個社會環境不利于收集證據，如許多行政機關設定種種規定來限制當事人收集證據的能力;立法技術不完善，舉證責任分配體系未形成等。因此，在現階段不能完全取消法院收集證據的規定，否則就有可能產生法院“門檻”過高，群眾發生民事糾紛不愿通過訴訟程序解決，而通過私下解決的辦法。

在本條的制定過程中，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對法院依職權調査設置較為寬泛的范圍，即認為法院職權調查范圍應當包括以下四項“一)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已提出調取證據的申請和證據線索的;(二)應當由人民法院勘驗或者委托鑒定的;(三)當事人雙方提出的影響査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材料相互矛盾，經過庭審質證無法確認其效力的;(四)人民法院認為需要自行調查收集的其他證據。該觀點之所以最終被否定，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上述第四項的內容彈性過大，實際上是一個兜底條款，這無疑為法院的依職權主動調查取證大開方便之門，而且為法官濫用該項權力創造了條件，更重要的是該項內容勢將極大地削弱當事人舉證責任強化制度的功效;二是對于當事人雙方提出的影響査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材料相互矛盾，經過庭審質證無法確認其效力的情形，該觀點也將其列人法院依職權主動調查取證的范圍，這顯然是對當事人舉證行為及其后果承擔的不當干預。因為根據民事訴訟當事人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的要求，當事人有義務對其主張舉證，如果舉證不能或者舉證不足以證明其主張或者推翻對方當事人的主張，則應當由負有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訴訟后果。此時法院實不應當主動依職權進行干預，否則當事人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的適用效果將無從評判，法院也因此而喪失了其裁判者的中立性，降低了其裁判過程和裁判結果的權威性和社會公信力。

第二種觀點是對法院依職權調查設置了嚴格和明確的范圍。他們認為，人民法院調査收集證據，應當依照當事人的申請進行。但在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的情況下，人民法院可依職權調査收集證據。這種觀點已經考慮到當事人的民事行為或訴訟行為如果違背法律的禁止性規定，或者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時，法院應當依法依職權主動進行干預，在調査收集證據的基礎上對當事人的違法行為進行判定并予以處理。不過,這種觀點將法院依職權調查的范圍限制得過窄，未免有矯枉過正之嫌，恐難適應我國的具體國情，故不足取。

第三種觀點則進一步明確了法院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的含義，即法院的職權調查取證應當分為經當事人申請而進行的職權調查取證和未經當事人申請的依職權主動調查取證。嚴格來說，前一種情形中法院雖然也是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但其調查行為并非其主動出擊的結果，而是應當事人的申請所為，故在本質上仍具有被動性;而后一種情形則是真正意義上的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證據，因為這種情形無須當事人的申請，對當事人的主觀意志也在所不問，只要是符合條件的，法院就可主動依職權調查取證。他們認為，法院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證據的范圍和條件包括兩項：一是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二是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回避等與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本《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最終采納了此種觀點。

因此，對“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規定其具體適用的范圍，最終確定為以下兩種情形：

一是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這種情形，實際上是對民事訴訟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合理限制，體現了司法權對于公序良俗的積極維護。例如，新合同法實施之后，人民法院強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則是正確的，但也要防止只要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真實，即承認其行為效力，而忽略對其行為合法性的審查的矯枉過正的作法。民事法律行為以合法性為必要條件。意思自治必須在法律許可的范圍之內，不能以犧牲社會利益為代價來片面地追求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禁止性規定的行為，以及危害國家利益和明顯損害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行為，不能認可其效力。因此,在民事糾紛中，如果當事人之行為違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規定，構成犯罪的，則應中止審理，將該案移送公安或檢察機關;發現犯罪線索的，應向有關部門提供;如果違法行為未達到犯罪程度，人民法院應依法對該違法行為進行制裁或以司法建議形式建議有關部門予以行政處罰。

從本質上說，人民法院對訴訟證據的主動調查收集直接破壞了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攻守平衡，扭曲了民事訴訟的合理結構。因為，法院作為案件的裁判者行使訴訟指揮權，不偏不倚地對待雙方當事人并居中裁判，雙方當事人作為案件的直接利害關系人各執一端而形成攻守關系，乃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民事訴訟的基本運作模式。在此架構之內，民事訴訟直接表現為當事人雙方所提供的本證與反證之間相互較量的過程，而法院判決的作出亦完全取

決于本證與反證之證明力的強弱。如果法院主動“客串”了當事人之角色，必然使得原本只應有本證與反證這兩方之間的直接較量異變成為本證、反證及法院主動調查收集所得的證據的三方混戰，從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改變了本證與反證之證明力的強弱對比，打破了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攻守平衡，審判權與訴權之間的良性運作模式也因此而發生了裂變。

但是，在現代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民事行為不得違背國家法律的禁止性規定以及社會的公序良俗，且已成為普遍承認并遵守的原則。在民事訴訟中，雖然原則上只應當存在訴訟對抗雙方的證據體系，但在上述原則下，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中如果發現當事人的民事行為可能損于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權益的情形，則應當通過職權干預的方式對當事人的行為加以規制。這體現了民事訴訟以個人權利為本位為理念的原則存在社會本位的例外。從證據體系的角度來說,在發生上述情形時，法院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到的證據由于其干預目的的超當事人性，不再隸屬于某一方當事人的證據體系，而是成為一個獨立的證據體系。因為此時法院的功能已不單純是為當事人解決民事糾紛的中立的司法機關，它還分化為為了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權益而制裁民事違法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的機關。而這恰恰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條的闡明的宗旨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法院的這項功能只是訴訟的一個輔助片斷。在制裁這個層面上，法院依職權主動調査收集到的證據自成體系3而該制裁并不妨礙法院對當事人的訴訟主張以及雙方的證據體系進行中立的判斷,可以說，這種判斷建立在對當事人的違法民事行為予以制裁的基礎上，因此它與作為法官裁判依據的民事訴訟當事人的證據體系厲于不詞的層次或系統。從某種意義上說，法院的民事裁判行為與制裁行為〈包括對訴前民事違法行為和訴訟中的違反《民事訴訟法〉的行為的制裁〉所依據的證據體系不具有合一性，制裁行為所依據的證據，在裁判行為所依據的當事人的證據體系中，顯然不能作為其組成部分，反之亦然，雖然同為證據，但是為不同的目的和權力服務。因此，本條的規定并未違反民事訴訟裁判依據對當事人本證與反證的對抗作出的本質要求。

二是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回避等與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規定這種情形的目的在于維護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使得司法權的行使過程和行使結果符合公正與效率的要求。它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必須是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回避等的程序事項，這種程序事項應當是《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內容;(二)必須是與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這里的“無關”并非指不具有任何關系，而是指不具有直接關系。在理論上，民事訴訟包括訴訟實體內容與訴訟程序內容。所謂訴訟實體內容是指與當事人爭議的實體權利直接相關的訴訟內容。訴訟程序內容是與當事人爭議的實體權利并不直接相關的程序事項，如回避、訴訟中止等，對于這類情形，人民法院不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訴訟程序無法推進，依其性質應當由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査收集證據，這也是大陸法系國家的通例。例如，我國《民事訴訟法》第53條規定了共同訴訟和共同訴訟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義務。該法第119條還規定，必須共同進行訴訟的當事人沒有參加訴訟的，法院應當依職權主動追加未參加訴訟的必要共同訴訟人。又如，審判的回避是衡量訴訟過程是否公正的重要標準，如果當事人未向法院提出回避申請，而合議庭認為合議庭成員或其他訴訟參與人與訴訟當事人具有利害關系，或符合回避的其他情形，則就主動依職權在查實的基礎上實行回避。再如，如果法院在審理某案的過程中，發現該案的審理必須以本院正在審理的某個案件的裁判結果為依據，則應當依職權主動裁定中止訴訟，等待另一案的裁判結果。

我們認為，法院對這些程序事實的調査，其目的是為了正確地指揮和管理訴訟，推動訴訟的順利進行。雖然涉及這些程序事項的證據可能在其后的審理過程中呈現出有利于一方當事人的態樣，但法院調查這些證據的直接目的并不是將這些證據作為裁判的證據基礎，而僅僅是基于公正和效率的原則，為了正確控制和管理訴訟的進程所采取的行為。因此，這些證據從嚴格意義上說，與作為裁判基礎的當事人的證據體系不屬于同一個層次，甚至不屬于作為裁判基礎的當事人證據體系中的證據范疇。

此外，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如果出現以下兩種情況，不適用上述由法院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證據的情形(一)雙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互相矛盾，經過庭審質證和辯論仍無法認定其真實性，即使已得知收集證據的線索，也不能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而應在法官釋明權允許的范疇內，告知當事人對此項證據的調查收集，并限定其應在一定期限內再進行舉證，否則將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因為此時并不存在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收集證據的情況，故舉證責任仍須由當事人承擔。如果由于當事人的疏忽或過失使其未能收集到該證據，其后果自應由當事人自己承擔，法官無須也無權越俎代庖地主動調查收集證據。我們認為，將“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互相有矛盾、無法認定”列舉為人民法院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證據的情形之一，顯然直接有違舉證責任原理。因為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旦出現“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互相有矛盾、無法認定”這種狀況，即表明此案件陷人了真偽不明、曲直難辨的狀態。此時法官應當采取的態度是根據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由承擔結果意義上之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訴訟后果，即判決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敗訴，而不能越俎代庖地去主動調查收集證據。事實上，即便是人民法院置舉證責任機制于不顧而去越俎代庖地主動調查收集證據，也未必就能及時收集到足以打破因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互相矛盾而使案情隱人真偽不明、曲直難辨狀態所需要的證據。基于“不得拒絕作出裁判”的原則，法院最終還是必須依照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對案件作出裁判。(二)在法官發現有可能影響查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材料的情況下，法官也不能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證據。那種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法院可以主動收集證據的觀點在這里是不能應用的。因為，只要當事人的行為無損于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權益，而且也不存在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收集的情況，法院就無權偏離公正而中立的裁判者的立場，依職權主動調査收集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