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法的發展歷史上,犯罪過失是對應于犯罪故意而存在的概念。我國古代刑法中表述無犯罪意圖過失的概念,主要在于“無認識過失”,強調對事實或結果“無本意”;對非故意罪過而構成犯罪的,側重于通過倫理規范來指導人們的行為,以預防和減少犯罪。[關鍵詞]犯罪過失;古代刑法;概念;剖析一、源考在法的發展歷史上,犯罪過失是對應于犯罪故意而存在的概念。古代歷史文獻中,“謀”、“故”、“不識”、“過失”、“誤”、“遺忘”等表示犯罪之人主觀心理狀態的法律術語,直至清末制定《大清新刑律》之前,始終只是作為區分刑事責任程度的情節,而不是區分刑事責任有無的主觀要件。然而,其中有關罪過的記載,據史學家的考證,是與“刑”的記載幾乎同時出現的。記載“過失”這一法律術語最早文獻,目前有不同的認識,蔡樞衡認為,在現存文獻中,最早的是《周禮·秋官·司刺》的“三宥”制度。即,“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之說[1](第185頁)。第二種觀點則認為,有關“過失”記載最早的史料,是《尚書.舜典》的“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之說,注云:“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奸自終,當刑殺之”[2](第41頁)。清代學者沈家本在其《歷代刑法考》中考證說:“疏:‘《春秋》言肆眚者皆為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為緩也,眚為過也。過而有害,雖具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3](第2121頁)。第三種觀點認為,《周禮》中的“三宥”制度并不是后世刑法中過失的淵源,而是臣僚因公犯罪、誤失、遺忘的淵源。并認為,首次提出過失概念的,是西晉張斐《律注表》提出的“不意誤犯謂之過失”。根據《唐律》中對臣僚犯罪分別規定不識、過失、遺忘的刑事責任推定,“三宥”制度在西周時期只適用于斷卿大夫獄訟的邦法,而不適用于處理庶民獄訟案件。我認為,《尚書》所載歷史是從唐堯時代起,雖然書出自西周,但距唐堯時代較近,而且,雖因孔子刪書,斷自唐堯,也不能排除儒家托古改制,神化堯舜事跡。此前之史,誠如“因史不足,殊難考其究竟”[4](第117頁),但古文獻中“眚”指“過失”、“過錯”而言卻是不爭的記載。至少說明在西周時期已存在對無犯意而危害社會的行為已有認識。蔡樞衡對西周“三宥”制度考證后指出:“從制度成熟的程度看,決非創始于周代,而是承自商代甚至夏代的。當然,也絕不像是后人偽造的”[1](第185頁)。《尚書·舜典》記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尚書·大禹謨》中也有“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的記載。這些記載的真偽后世雖然有異議,但從西周時期奴隸制刑法中關于罪過具有比較完整的規定來看,應當說,并非完全沒有史實根據。據《周禮·秋官·司刺》的記載謂:“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殺。”的記載,雖然說符合寧漢林、魏克家二位之“其時八議八成之法,三宥三赦之制,胥納之于禮中”[5](第11頁)。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刑法制度,但“不識”、“過失”、“遺忘”無論是否專指臣僚因公犯罪,不可否認它包含著現代刑法意義上的“過失”之含義。所以,我認為,記載“過失”心理態度最早的文獻,應在西周時期。張斐《律注表》提出的“不意誤犯謂之過失”應當看做是對古人“眚”、“不識”、“誤”、“過失”、“遺忘”等表示無犯罪動機心理的進一步區分和闡釋,不宜視為首次提出的過失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