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傷認定48小時司法適用的現實問題

我國現行的《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中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上，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司法實踐中，大多數法院都嚴格硬性執行了這一規定，不管勞動者突發疾病是否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上，只要是經搶救無效死亡的時間超過48小時，法院都不予認定其為工傷。由此，讓醫院和家屬都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抉擇：47小時59分鐘59秒與48小時1秒短短之差，是繼續救人還是見死不救以認定工傷獲得較高額度的賠償?短短幾秒鐘的閃念，無不上千次拷問醫院醫生與受害者家屬的心靈。

嚴格按照法律法規的的規定進行審判，是法院審判必須遵循的前提，“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是我國法院審判案件的基本原則。然而，在具體的工傷認定案件的裁判中，鑒于現行法律法規存在與實際的某種程度的脫節，所以法院在認定“48小時”、“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顯得并非那么容易，嚴格執行工傷認定48小時的規定將本應認定為工傷的勞動者拒之門外，有違背立法公平原則的嫌疑。

二、完善工傷認定48小時的立法建議

(一)基本原則：堅持形式審查與實質審查相統一

“形式審查是指根據行政機關所指定的行政規范的外在形式判斷該規范是否屬于法的標準”。工傷認定適用的法律規則為：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工傷認定有一個嚴格的法律標準，這種文字含義的剛性可以排除法律推理中的主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有關機構的權力濫用和自由裁量行為。“這種確定性實現認定結果的可預測性，但這種形式上的審查往往不能發現隱藏較深的實質問題”。實質問題的發現，利于對行政機關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的有效監督與保障民眾的權益。

實質審查具體表現在要求法官充分發揮司法能動主義。為了保障人權，司法能動主義在整個世界中的作用正在增加。“法官已不僅僅局限于簡單適用事先已被設定好的法律規則，而越來越傾向于依他們認為必要的公正規則行事”。具體而言，就是法官在審理“工傷認定48小時”一類案件中，要充分發揮司法能動作用，靈活引用法律賦予的權力，運用法律的規定作出更加人性化的解釋，從而達到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與控制行政權的雙重目標。“司法能動作用得到較充分體現是在陳玉群訴江蘇省啟東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認定一案中”。但是，這不是縱容法官的審判權，也并不是將權力濫用堂而皇之地步入“合法”的殿堂，這只是為了保障人權，追求公平與正義，依據法官的法律意識，對案件作出對雙方利益都無害的裁判。

對于工傷認定48小時，在形式審查上，嚴格按照法律標準，存在倫理道德的風險，鼓勵非道德行為發生違背了法律的公平正義的理念;在實質審查上，法官的司法能動性可能導致權力的濫用，對案件所涉法律規范的無限制解釋對我國法治社會的建設是一種致命性的打擊。堅持形式審查與實質審查相統一的基本原則，實現守望規則與司法能動性的統一，靈活運用法律解釋，充分保障民眾的合法權益，從而有助于和諧勞動關系的塑造。

(二)借鑒國外經驗

我國《工傷保險條例》中的48小時時限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事務部門快速、高效地將實踐中的情形“對號入座”，進行及時處理。在考慮辦事效率提高的同時，是否會考慮到社會生產的復雜化、高科技化、高危險性使勞動者面臨的職業風險也在不斷變化呢。筆者認為，完善48小時時限要堅持形式審查與實質審查相統一的原則，還應充分借鑒國外有益經驗，“取其精華、去其槽粕”。

可以保持“48小時”不變，但要出臺更具操作性、規范性的法律解釋，使工傷認定更具“人性化”。因為這種工傷認定方法過于偏重于死亡時間，過于忽略導致死亡的原因和是否與工作相關等因素，很可能會加劇此類工傷認定的社會矛盾，不利于社會的安定團結。法律規范對人的行為的指引在此時起到了鼓勵非道德行為的作用，從而與法律實現正義的目的相悖。有關部門應該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完善我國的工傷認定體系，對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遭遇事故超過48小時救助的受害者另行作出符合“人性”的解釋。如此“48小時之限”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美國和日本的工傷認定規定值得我們學習。

美國的《工傷賠償法》在全國并不是統一的規定，而是各州根據各州實際情況作出不同的規定。但關于工傷認定的基本判斷標準不變：傷害必須發生在“工作過程”中，也就是說傷害必須與工作有關，涉及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兩大因素，這一點與我們國家的規定不謀而合。美國法院對工傷認定采取“寬嚴相濟”的理念，即對工傷采取“嚴格”與“寬松”態度是有限的。美國法院這樣解釋“工作過程”：發生在雇傭場所內，或者得到雇主的同意，或者雇主強烈鼓勵，或者雇員的行為使雇主受益，雇員都可能被認定和工作相關，從而獲得工傷認定。這種兼顧勞資雙方利益的平衡是值得借鑒的，基本判斷標準的基礎之上并不局限在48小時，兼顧雙方當事人的主觀意愿，使工傷認定更具“人性化”。

日本在工傷認定中加入對過勞而引發的疾病的判斷標準。具體的因工作原因長期疲勞和緊張而引發疾病的考察指標為：勞動者在死前最后6個月內，每月加班是否超過60小時，以這些來判斷死亡是否屬于過勞死;另外把工作時間的連續長度、出差的頻率、辦公場所的環境狀況作為過勞死認定的考察指標。日本把過勞死按照工傷認定程序進行，是很值得提倡的，這種規定在當今社會工作壓力繁重的大背景下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但我們也該看到這樣的規定是出于雇主過度壓榨勞動者造成的，所以這種規定還應有除外情形：若勞動者是由于本人體質或隱瞞嚴重疾病等其他原因，或雇主對勞動者的工作強度要求符合法律的規定、工作量在正常承受額度之內，出現職工過勞死的情況，雇主是不需要承擔責任的，換句話說，此種情形的過勞死不予認定為工傷。

三、結論

工傷認定48小時所折射出的法理與情理的不相融，注定了在司法實踐中法院裁判不可能達到雙方滿意的結果，但裁判的結果一定是實現最優的公平與正義，一定是以事實為準繩、以法律為依據的，一定經得起歷史的考量的。但工傷認定48小時所反映出的問題一定是要解決的。通過對我國目前司法實踐中法院對此類案件裁判的傾向和國外關于工傷認定規定的研究，加上我國社會的人情關系的復雜性和密切性，完善工傷認定48小時刻不容緩。完善工傷認定48小時，不僅僅是法理與情理的解決，更能體現的是我國立法者立法水平的進步、立法能力的提高，最終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法律規范在指引人們正確行為的同時，實現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