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法院審理的民事侵權案件中，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占有相當比重。人身損害賠償標準問題還是一個在立法、實踐以及理論上沒有加以徹底解決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人身損害賠償解釋》)雖受到了法學界與司法界以及社會各界的關注與重視，但不可否認,我國人身損害賠償法律制度目前仍存在很多問題，在不同的法律關系中，人身損害的賠償標準不同，還難以完全體現法律的公平與正義，極有探討的必要。

一、一般人身損害與醫療損害賠償

目前解決醫療糾紛的主要法律依據是《民法通則》與2002年國務院頒布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然而，這兩個重要的司法依據在醫療糾紛的處理上標準不同。根據《條例》，經鑒定為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應當予以賠償，經鑒定為非醫療事故的，不予賠償(第四十九條第二款)。而根據《民法通則》規定的過錯責任原則，對于非醫療事故但存在醫療過錯的情況，醫院仍應予以賠償。換言之，關于賠償定性，法院采用不同的依據就可能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此外，《條例》規定的賠償標準較之其他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規定的賠償標準相對偏低。目前構成“醫療事故”的，適用《條例》，賠償金額較低;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適用《民法通則》賠償數額反而較高，而且《條例》并未規定因醫療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賠償金項目。

醫療侵權賠償實行雙軌制的消極后果十分明顯：患者的人身權利遭受醫療過錯行為同等損害卻享受不同等的賠償待遇,構成醫療事故應當是侵犯患者人身權利案件中后果最嚴重的情形，但按照《條例》獲得的賠償卻不是最高的，這種失衡會動搖公眾對法律的信心。

現行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是在《醫療事故處理辦法》基礎上修訂的，在實施過程中還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仍留有行業保護的痕跡，探究《條例》的制定者，那些專家大部分來自醫學界，其能否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場來最大限度的保護患者的權益，實在令人質疑。

二、一般人身損害與工傷損害賠償

長期以來我國的司法實踐表明，工傷事故案件在適用法律方面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未參加工傷保險的職工，各地法院做法不一，有的參照工傷保險標準進行處理，有的則適用民法的有關規定，獲得民事侵權賠償;另一種情況是參加工傷保險的職工，適用工傷保險立法的有關規定，獲得工傷保險待遇。

我國民事侵權行為法的發展和工傷保險立法的滯后使工傷保險與工傷民事賠償的數額差距逐漸增大。民事侵權行為法主要是人身傷害非財產損害立法的發展，尤其是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實施《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使人身傷害的受害人能獲得更多的損害賠償。這樣就出現同樣的工傷事故，沒有參加工傷保險的職工反而比參加工傷保險的職工獲得更多賠償的情形，特別是最近幾年的案例顯示，未參加工傷保險的工傷職工通過民事訴訟獲得遠遠高于工傷保險賠償的巨額侵權損害賠償，造成已參加工傷保險和未參加工傷保險的職工在獲得救濟上的巨大差距，引起社會不公。

而《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因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造成勞動者人身損害，賠償權利人請求第三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該款是規范用人單位以外的侵權第三人與被侵害職工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非常明確地規定勞動者向第三人提起人身損害賠償應當支持，由于《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十二條未再規定工傷保險機構的代位求償權，故而當事人既可以主張第三人民事損害賠償，又可以請求工傷保險賠償，兩份賠償可以兼得。

在工傷事故的賠償標準中,無論工傷保險低于工傷民事賠償，還是工傷保險的兼得模式所獲得的高賠償，這實際上都是一種不平等的現象。

三、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的賠償標準

1992年1月1日，國務院《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開始實施。《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出臺不僅使“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的處理有法可依，而且也使司法審判實踐中處理其他類型人身損害賠償爭議有法可供參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依據受害人的戶籍類別，將受害人分為“非農業人口”和“農業人口”,據此適用不同的標準進行賠償。受此規定影響，在此以后受害人的戶籍類別成為對受害人分類并適用不同標準進行賠償的依據。

《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的實施，取代了《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從而成為審理各類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的法律依據。《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在規定中將受害人分類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據此適用不同的標準進行賠償。

對受害人的分類，從過去以戶口或戶籍為標志劃分為“非農業人口”、“農業人口”到現在以職業、居住、生活的地域和時間為標志劃分為“城鎮居民”、“農村居民”，這是人身損害賠償立法的一個進步。但是，這一分類仍未打破和消除城鄉之間的差別，以致司法審判實踐中出現了“生命價值”不等的爭論并引起社會較為強烈的反響。

《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的實施至今,從司法實踐看，目前絕大多數人民法院仍將《人身損害賠償解釋》中的“城鎮居民”理解為“非農業人口”、將“農村居民”理解為“農業人口”，并據此適用相應的標準進行賠償，從而造成司法審判實踐中的不公。如根據《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二十五條規定:殘疾賠償金根據受害人喪失勞動能力程度或者傷殘等級，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自定殘之日起按二十年計算。第二十九條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這些規定表明，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的數額均與城鎮、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有密切聯系，標準的差別，直接影響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僅以我省為例，據省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報告，2007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別為10245元/年、4132元/年。據此，2008年度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死亡賠償金分別為204900元、82640元，相差122260元。

改革的本意，應當是新的戰勝舊的、公平的取代不公平的，但代表新的、公平的制度的改革，往往以政策的面貌出現，而繼續體現不公平的舊管理制度，一般都有法律的支撐。換句話說，改革超前，法律滯后，所以我們目前面臨著不同法律關系中人身損害賠償標準不同的尷尬。因此，我們說，改革需要法律的支撐，改革的成果必須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化。

筆者建議，在醫療侵權損害賠償糾紛中，不再區分醫療事故侵權賠償糾紛和非醫療事故侵權賠償糾紛兩類，而是統一定性為醫療過錯侵權損害賠償糾紛,同時統一醫療侵權損害賠償項目和標準，法律統一適用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釋,不再區分不同類型分別適用法律。在工傷事故賠償中，應提高工傷保險待遇的標準，使其與侵權損害賠償相協調，涉及第三人侵權時，立法上采取補充模式，即在解決工傷事故時，應當由工傷保險提供主要的賠償來源，同時保留受害職工獲得民事賠償的權利，將民事侵權賠償作為補充來源，并以工傷職工所受的實際損害為最高限額。交通事故中，城鄉居民人身損害賠償的標準應加以統一，不再區分“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總而言之，應當減少多頭立法，盡快統一立法，統一賠償標準，生命權與健康權是平等的，法律應當對其進行平等的、公平的保護，真正實現“同命同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