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解釋，又稱立法解釋，或沿革解釋，或歷史解釋，系指探求立法者或準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時所作的價值判斷及其所欲實現的目的，以推知立法者的意思。界定肖像權立法的價值意蘊離不開具體的歷史背景。

肖像權作為人格權的一種，其顯赫的法律地位是“二戰(zhàn)”后轟轟烈烈的人權運動催生的。由于人格權具有絕對性的特點，再加上受“二戰(zhàn)”以來人權運動的影響，社會主體權利意識日益彰顯，為與之相適應，立法、司法機構也進行合理調適。以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逐步接受了“人身權代先說”，而在大陸法系國家也通過其立法、司法逐漸加強人格權維護，出現了所謂“人格性正在向財產奪回桂冠”的現象。“一般人格權”概念的確立正是人格權擴張的突出表現。德國民法是通過一系列的判例來確立“一般人格權”的，在這一過程中德聯(lián)邦法院1958年3月14日所確立的“騎士案”正是以擴張和優(yōu)先保護肖像權為主要內容的。世界各國的民事立法也多通過立法修正與“法院造法”的方式來適應這一潮流，提升對肖像的保護程度。

在1986年《民法通則》出臺前后，可以說我國的權利意識形態(tài)正處于一個啟萌時期。自覺與不自覺之中，我國開始關注域外的法律文化及法治理念。我國1986年所頒布的民法通則第一百條是我國建國后關于肖像權的第一次立法，反映了我國對人格權保護程度的大幅度提升。建國后由于法律虛無主義思想泛濫，政策高于法律，法秩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付諸闕如。十年浩劫給我國的社會秩序造成了極大破壞：人，這一社會主體成為了任意奴役與專政的對象，人的尊嚴被打翻在地，人格這一與生俱來、高尚至尊的權利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護。經歷“十年浩劫”之后的民族反省，主流社會對人權及法律的渴求是不言而喻的。這一特點僅憑我國民法通則在篇幅有限的前提下仍將“人身權”的內容獨立成章的編排方式便足以彰顯。

我國肖像權立法固然記載了一個曾經歷災難的民族的權利訴求，但林之不去的是其深刻時代烙印：(1)民法通則出臺前后我國正處于改革開放的初期，經濟上還屬于計劃經濟;人們的權利意識尚處于啟萌階段，還沒有從國家和社會本位的依附地位狀態(tài)中擺脫出來。于剛剛擺脫溫飽狀態(tài)的社會公眾對人格的優(yōu)先保護不可能給予關注，法律是為一定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1986年的民法通則還基本上是一部財產法、是“定分止爭”之法，還沒有開始實現“財產性向人格的轉變”。故《民法通則》第一百條中，將“以營利為目的”的肖像權使用行為明確為民事侵權行為也就不足為奇了。(2)從立法技術上看，由于指導思想的影響，我國整個改革開放初期的立法都呈現出粗略的特點。當時的立法指導思想是“宜粗不宜細”“成熟多少就制定多少”，從法秩序的角度考慮，這種立法指導思想有利于維護法的穩(wěn)定性，避免法律朝令夕改，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則能夠適用至今便是明證;然而另一方面看，忽視立法的預見性和前瞻性，必然會造成法律的機械與呆板，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立法權旁落，影響法律在社會公眾心目中的信度。當時肖像權民事立法的第一大困惑便是不能恰當地厘定合理使用肖像權的范圍，簡約的《民法通則》又不允許對此著墨過多，故民法通則只將“未經同意，以營利為目的使用肖像權的行為”規(guī)定為侵權;第二大困惑便是如果將“以營利為目的”以外的使用肖像的行為規(guī)定為侵權，該如何為其設定法律責任。因為當時對精神損害賠償是否應當確立有很大分歧，如果不能尋求精神損害賠償，將非“以營利為目的”的肖像權侵權行為予以明示，意義不大。因此1986年的《民法通則》僅僅規(guī)定了以營利為目的的民事侵權行為。(3)從比較法的角度，當時“關于肖像權保護的立法，在各國民法中難以找到非常成功的立法體例，從借鑒上看，可參考的資料匱乏”。雖然各國都強調了對人格權的優(yōu)先保護，但多數國家并未對人身權立法做出修改，它們是通過法院造法和擴大化、類推化的司法解釋與判例來引導這一法律思潮的。由于當時我國對域外法缺乏完整的認識，再加上受意識形態(tài)的禁錮較多，我國立法并沒有充分地關注人格權代先保護這一法律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