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一種用于檢查爆炸物的新型安檢設備，開始在亞利桑那州國際機場投入試用。它能夠發現藏在衣服底下的爆炸物。可是，由于它能透過衣服看到人體輪廓，因此也引發了一場有關隱私權的爭議。

隱私權在美國一直可以追溯到兩百多年前的憲法修正案，尤其是第四修正案，規定了“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在當時，這樣的要求還不是嚴格的“隱私權”概念。人們對隱私的概念以及敏感程度，是在文明程度提高之后，逐漸提高到一個要求法律保護、理所當然的要求。

因此，在建立美國憲法的一個世紀后，才有了第一個關于隱私權的案子，而且還是敗訴的。1905年，在我們居住的佐治亞州最高法院法官柯-伯在判例中闡述了這樣的原則：“個人在社會中雖然必須放棄部分自然權利，但并非全部權利均須拋棄。個人可以決定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展現他自己，這是自由權的一部分。”當時的隱私權被看作民事權。案件也基本上是民事糾紛。

那么，政府為了抓罪犯破案，是不是可以侵犯隱私?又可以侵犯到什么地步?上世紀20年代初，美國處于禁酒期。政府大量監聽違反禁酒法的嫌疑人，1928年，聯邦最高法院法官**代斯在一個政府竊聽案中表示，“凡侵犯個人隱私權的國家行為，皆被視為違反憲法第四修正案的行為”。從此，隱私權被視為政府不能侵犯的憲法權利。

世界越來越趨于全球化，這種規范開始受到來自外部世界戰爭威脅的沖擊。比如說，二戰的戰爭環境，監聽可疑的間諜如何規范?在長達近五十年的冷戰期間更是如此。永遠存在這樣的問題：假如對情報部門放松，那么，這樣的機構它的本能就是擴張權力和范圍，假如規范過嚴，又可能傷害國家安全。所以，法律不是非常簡單的判斷，而是在一個個具體案件中掙扎。到1968年，國會第一次建立具體規范電子監聽的聯邦法規。而對每個個案，還是必須謹慎判斷。

此后，可以說，人對隱私權的敏感度越來越高，要求也越來越高，客觀條件和外部環境的改變，卻使得隱私權的保護變得越來越困難。法律總是跟在形勢發展后面的，新的形勢總是給法律帶來新的難題。在21世紀，科技發展突飛猛進，尤其在電腦技術發生“躍進”之后，又遇上了所謂恐怖主義的時代。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即便不說是突變，也可以說是一個急速變化。機場安檢是人們最能夠感覺到的變化。當然，還有許多感覺不到的地方，例如對恐怖活動嫌疑者的監聽和財務往來的檢查，等等。法律遇到的許多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現在需要的，就是認真對待每一個法律可能遇到的細節。例如，機場新設備出來，是不是涉嫌侵犯隱私這樣的問題，需要不斷有民間團體關注、提出疑問來，要容許隨時作出司法挑戰、司法判斷的時候，必須不受白宮的干擾。這樣，才可能逐漸在一個新的時代，法律找到合適的解決方式。關鍵是，這必須是一個開放式的過程，是在公開的監督和爭論中，逐漸達到一個既不背離原則、又不脫離現實的平衡，而不是政府一個部門說了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