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程序是民事訴訟的最后階段，從2003年全國法院執行案件情況顯示，申請執行案件下降，當事人自覺履行裁判增加。全國法院全年受理執行案件2289566件，執結2342868件，分別比上一年下降33.14%，不予執行的占3.36%，沒有財產或財產狀況不清無法執行的占34.97%.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07條：人民法院執行生效法律文書，一般應當在立案之日起六個月內執行結案，但中止執行的期間應當扣除。筆者理解，即34.97%無法執行的案件都將依此規定，在執行期限內裁定中止執行，而法院內部缺乏對中止執行案件進行日常管理，被中止執行的案件恢復執行的比較極小，既影響了法律的權威性，又使法院背負了“執行難”，據此，本文擬從中止執行能否轉終結執行，中止執行轉終結執行的必要性、適用范圍及中止執行轉終結執行后被執行人出現履行能力的處理談個人粗淺看法。

一、中止執行能否轉為終結執行

中止執行是指在執行過程中，由于特定情況的出現而導致執行暫時不能繼續進行，需要等到這種情況消失后，再行恢復的情形。終結執行是指在執行過程中，由于出現了特殊情況，使得執行程序沒有必要或者不可能繼續進行，從而結束執行程序的情形。依據以上釋義，實踐中存在著二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止執行不能轉為終結執行。理由是，中止執行和終結執行是同一程序不可互轉的二個階段。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四條和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已明確規定了中止執行的11種法定情形和終結執行的7種情形。被執行人如出現了中止、終結情形的，執行法院應分別依規定作出中止執行或終結執行的裁定。按現有法律規定，中止執行是執行程序的暫時停止，以前的一切行為仍然有效。當中止的事由消失后，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依職權恢復執行程序。中止執行轉終結執行無法律依據。第二種觀點認為，中止執行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為終結執行。理由是，一個案件在暫停執行期間，被執行人的情況變化是多方面的，既可能出現有利于申請人的情況，如被執行人接受他人贈與財產或繼承了遺產，或依據自身努力和外界影響，使得一定程序上具有了履行義務的能力，產生了中止事由的消失，執行法院可以依當事人的申請或依職恢復執行。但同時可能出現不利于申請人的情況，如做為被執行人的公民在案件裁定中止執行期間死亡，無遺產可供執行，又無義務承擔人，企業法人或其他組織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產，也沒有其他權利義務隨人，二種情形都不存在繼續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釋所確定的終結情形。中止執行當然的應轉為終結執行，法律對此無需作進一步的闡釋和設定。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對案件中止期間出現終結執行情形的，中止執行可以轉終結執行。

二、中止執行轉終結執行的必要性

中止執行轉終結執行是執行程序的要求。執行程序是確保義務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義務的程序，也就是保障審判程序確定的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以實現的程序。當中止執行的事由出現，人民法院應否暫停執行程序，這需要法院對中止事由進行認真的分析，并審核相關的事實和證據，才能作出準確公正的決定，歸根結底，這項職權是一項判斷權，具有司法權的消極性，中立性等基本屬性，不同于執行中具體措施的落實等權力所具有的主動性，單方性等行政權的特征，既然這是一項司法的裁判權，其運作模式就應尊重司法權的個性。首先，它必須遵循司法程序的及時原則。當執行法官一旦發現導致執行程序不能進行下去的客觀原因時，就應及時對客觀原因進行審查判斷并作出決定，不能把程序無限期的延長。其次，應遵循司法權的終結性原則。任何一項程序都必須在一定的空間或時間內完成，對當事人的請求必須作出肯定與否定的回答，執行法官對因客觀原因而無法繼續進行執行程序，就應作出相應的回答，不能拖延程序。第三，執行案件只有到了結案時才屬于完成了整個執行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08條已明確裁定給終結執行為結案方式的一種，中止執行并不意味著程序的結束。因此，對中止執行案件不符合恢復執行條件的，人民法院應及時將案件予以終結執行。

中止轉終結執行對實現程序公正的獨立價值有重要意義。社會普遍認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必須得到執行法院的執行工作就是確保債權完全得到實現，否則，法院就是“空調白判”，打“法律白條”，在這種觀念約束下，最大限度地實現債權人的債權，著力提高執行率就成為執行人員追求的首要目標，債權人的債權實現的多寡必然成為評判執行工作優劣的首要標準。因此，整個執行程序的構建必然朝著千方百計去實現債權人的債權的價值取向靠攏，但是以這種忽視程序正義優先的執行程序最終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執行權力的異化。人民法院由一個行使強制執行權的主體異化為義務主體。在嚴酷的現實中，程序公正優先，債權的實現則后的司法價值取向應運而生，在程序公正優先的價值取向下，執行人員只要不挾褊私地窮盡自己的法定職責，走完整個執行程序，即使案件最終仍不能執結，債權人也因執行法官不遺余力的執行行為而無怨言，社會也因法院公正有序的執行活動不能發出有失公正的責難。然而，實踐中無論是債務人的履行能力低下，資信惡化，還是債務人想方設法逃避執行，但現有的法律手段尚不能克服而導致執行。不能，為了不超案件執行期限，統統以中止執行的方式進行處理，勢必由法院背起債權暫不能實現的負擔，法院有義務履行以同一個程序為實現債權人的債權的承諾，直至債權完全實現為止。把債權人在社會活動中應承擔的風險轉移至法院，代天下債權人受過，法院背上了“執行難”的沉重包袱，成為社會的眾矢之的，受到了最不公正的批評，而中止執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社會公眾對法院“執行難”的錯誤認識，破壞了程序公正優先的理念，為人民法院“執行難”問題的加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中止執行轉終結執行可以節約執行成本。民事主體的行為作出以前總在進行成本——收益的比較分析，每個法律意義上的人的交易行為都具有經濟性。在執行過程中，當事人憑借對信息的占有作出不同選擇，其具有的功利性是明顯的。作為法院在執行程序投入的司法資源畢竟是有限的，法院不可能擔保執行的實際到位率，就像每一筆交易的一方無法擔保該筆交易風險為零一樣，執行存在風險問題，它要達到的是程序上的執行措施窮盡方可，執行嚴謹程序施用后形成的也是一種法律事實而非必然為客觀事實之全部，案件長期處于中止狀態，勢必加大執行成本。首先，法院沒有相對固定的中止執行案件管理機構，目前仍由執行局對中止案件實行粗放型管理，執行局要抽調專人對中止案件進行逐一登記造冊，在案多人少的情況下，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其次，依現行法律規定，案件中止后，中止情形一旦消失即恢復執行。恢復執行的途徑有二種：一是依當事人申請;二是法院依職權進行。也就是說，中止后，法院并不能放棄對債務人是否有履約能力的跟蹤調查，取證，雖然調查取證過程中發生的費用，可以作為執行中的實際支出費用，由被執行人負擔，但在案件執行結案前，因申請人不再預交申請執行費，在中止與結案間法院的行為所發生的費用，要由執行法院先行墊付。一旦案件最終出現無法執行情形，該費用就轉稼由法院負擔，法院的執行費用成本加大。第三，案件中止后，很大一部分案件未能恢復執行，申請人在債權利益得不到實現的前提下，一方面對法院的執行產生懷疑，認為是法院未依職權積極主動對被執行人采取強制等措施，經常到法院找負責具體案件的執行法官，甚或庭長、院領導，對法院有序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案件中止后，申請人對法院未完的程序也有釋明權的要求，在得不到滿意答復時，往往求助于政府及人大等相關部門，法院工作人員為此要做必要的解釋匯報工作，執行法官有限的精力不能全部用在其他案件的執行上，影響了執行效率，庭院領導對布置的工作也會因此受阻，工作量明顯增加，所背負的精神壓力致加大腦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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