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緩制度的功能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限制死刑的實際執行，二是預防犯罪，包括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由于死緩制度是以罪犯應當判處死刑為前提，也就是說，行為人所犯罪行相當嚴重，國家予以最嚴厲的否定評價，故具有相當的威懾力，具有一般預防的功能。同時死緩制度是附條件的不執行死刑，也即保留了執行死刑的可能性，這就促使犯罪分子必須改惡從善，從而達到特殊預防之效。

不可否認，死緩制度對于貫徹“少殺、慎殺”，限制死刑實際執行起到相當的作用。也正是基于此，有的學者提出，應擴大死緩的適用面，放寬條件;有人甚至提出將所有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一律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我們認為，上述觀點實際上是過分注重了死緩限制死刑實際執行的功能，而違背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對于前面所提到的因證據上的缺陷而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情況更是與無罪推定的刑事訴訟法原則相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五條的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死緩不是一個獨立的刑種，而是與死刑立即執行相對應的一種死刑執行制度，雖然都是以被告人應被判處死刑為前提，但死刑立即執行與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是有著天壤之別的。按照刑法的規定，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執行的，只要在兩年的緩期執行期內沒有故意犯罪，就可以減為無期徒刑甚至有期徒刑，在司法實踐中，被判處死緩的被告人，絕大多數最終沒有執行死刑，據統計，有的省份自1997年刑法修訂以來，甚至沒有一個被判處死緩的罪犯在緩期內因故意犯罪而被執行了死刑的。這表明了死刑立即執行與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兩者之間實際上存在著生與死界限。

在我國，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司法實踐中，都認為我國尚不具備廢除死刑的條件，但應該限制死刑。對于那些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必須承擔國家對其所作出的最嚴厲的否定評價即剝奪其生命，如果對他們也適用死緩，則顯然沒有做到罰當其罪。如果案件證據存在重大瑕疵，就應該遵循疑罪從無、疑罪從輕的原則，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無罪或罪輕的判決，而留有余地判處死緩則無任何法律依據。生與死之間有著不容抹殺的界限，兩者之間不可能存在過度狀態。在死刑立即執行與自由刑之間人為地設立一個死緩制度，且不論這種制度的設立是否符合客觀實際，其本身的不足起碼有以下幾點：一是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罪犯，在緩期內始終處于生與死的不確定狀態，這使其生活在一種恐懼之中，精神壓力極大，不符合人道主義原則;二是由于死緩是死刑的一種執行制度，從立法上看，其本身不但無助于降低我國刑法的死刑條款，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立法者維持甚至擴大刑法分則中死刑罪名范圍的理由。從司法實踐上看，死緩制度確實使死刑實際執行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死刑判處率卻居高不下，這同樣影響了我國在國際上聲譽;三是現行法律對死緩制度的適用條件規定不明確、具體，這就使得執法機關在司法實踐中執行起來標準不一，尤其是對于重大疑難案件，只要是在事實和證據上存在疑問，通常在判決中講平衡，留余地，判處死緩，留被告人一條生命，避免一旦發生差錯無法挽回，從而承擔錯案責任。從這個角度上看，死緩制度的存在無形中助長了執法人員怠于增強自身業務水平，提高辦案質量的作風。

基于死緩制度限制死刑實際執行功能的發揮無益于刑法立法中對死刑條款范圍的縮少以及刑事司法中對死刑判處率的下降，同時給人以執法機關違法辦案，侵犯人權之虞，我們認為，死緩制度的成本與效益不成正比，確實得不償失。至于死緩制度的預防犯罪功能更是值得質疑。傳統理論認為，死刑(這里指死刑立即執行)具有最徹底的特殊預防作用，且不可替代，同時用執行死刑所產生的恐怖效應，阻止欲犯罪者走上犯罪之路，這就是一般預防。針對這種觀點，有相當學者提出了否定的理由，尤其是近年來，無論是在我國還是在西方國家，有許多論者由單純的理論之爭轉向對死刑效果的實證研究，其中包括了對不同體制的國家之間以及一國的不同歷史時期的死刑適用情況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刑之存廢與犯罪率的升降之間，并沒有內在的必然的聯系。如果把死刑置于預防犯罪的對策系統中考察，可以發現，死刑的作用是有限的。死刑立即執行的預防犯罪功能的有效性況且如此，而對于絕大多數罪犯最終不會執行死刑的死緩來說，其預防犯罪功能的充分發揮只是一個杜撰的神話。

綜上得出結論是：死緩制度的功能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