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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
單位與個人共同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如何處理
例如，被告人姜某，與A公司總經理韓某合謀，利用其負責B大學科教用品進口業務工作的職務之便，以B大學進口科教用品為名，私自為A公司提供《進出口貨物征免稅申請表》，辦理免稅證明，幫助A公司多次走私普通貨物入境，偷逃應繳稅額共計60余萬元，偷逃稅款均為A公司占有。期間，韓某共給付姜某“好處費”3000余元。對姜某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定罪量刑，有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姜某與A公司構成共同走私普通貨物罪。對A公司及韓某應按照單位犯走私普通貨物罪的規定，即適用《刑法》第153條第2款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0條第2款的規定定罪量刑；對姜某應按照自然人犯走私普通貨物罪的規定，即應適用《刑法》第153條第（一）項的規定罪量刑。另一種意見認為，姜某系（單位）走私普通貨物罪的共犯，且其僅起幫助作用，系從犯，應比照對單位及韓某的定罪量刑標準，從輕處罰。姜某不是自然人犯走私普通貨物罪，不能適用《刑法》第153條第（一）項的規定。我們同意第二種意見。《刑法》第156條規定：“與走私罪犯通謀，為其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明，或者為其提供運輸、保管、郵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論處。”本案中，被告人姜某與A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韓某通謀，明知A公司走私普通貨物入境，仍為之提供發票、證明，因而構成（單位）走私普通貨物罪的共犯。在本案中，被告人姜某僅提供了免稅證明，而走私的全部實行行為均由A公司和韓某完成，走私偷逃的應繳稅款也全歸A公司占有，因此，A公司及韓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姜某起次要作用，系從犯。根據上述《意見》的規定，對被告人姜某應比照對A公司和韓某的定罪量刑標準適當從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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