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信息泄露事件層出不窮，信息買賣日益猖獗，個人信息安全面臨嚴峻挑戰。我國相關立法未能跟上互聯網發展的步伐，客觀上縱容了網絡犯罪。加快制定個人信息保護相關法律已經成為互聯網+時代下的緊迫任務。

　　一、個人信息安全面臨嚴峻挑戰

　　（一）信息泄露事件頻頻發生

　　近年來，我國信息泄露事件日益頻繁。2014年12月25日，12306用戶數據泄露事件曝發，多達13萬用戶的賬號、明文密碼、身份證、手機號等敏感信息在網絡上瘋狂傳播；2015年2月15日，桔子、錦江之星等7大酒店的數千萬條開房信息被泄露，涉及住戶的姓名、家庭地址、電話、郵箱乃至信用卡后四位等敏感信息；4月22日，30多個省市的社保系統、戶籍查詢系統等被曝存在高危漏洞，包括個人身份證、參保信息、財務、薪酬、房屋等敏感信息在內5千多萬條的社保用戶信息可能被泄。據《2015年第一季度網絡詐騙犯罪數據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公民已經泄漏的個人信息多達11.27億條。

　　（二）個人信息非法買賣日益猖獗

　　在利益驅使下，一些不法分子大肆販賣個人信息，從傳統的工商、銀行、電信、醫療等部門向教育、快遞、電商等各行各業迅速蔓延，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灰色”產業鏈。2014年12月，130萬條考研報名數據被曝在網上打包銷售；圓通快遞近百萬條快遞單個人信息也曾在網絡上公開出售；網購者的物流信息、商品信息更是不法分子交易的“熱門商品”。愈演愈烈的個人信息非法買賣行為令廣大群眾在經濟、精神和名譽等方面遭受巨大損失。

　　（三）個人信息濫用助長惡意違法行為

　　大規模的信息泄露和信息非法買賣助長了短信騷擾、電話詐騙等惡意違法行為。調查報告顯示，有近80%的網民手機號遭到過泄露，并有50%以上的網民因手機號泄露而受到騷擾，我國的個人信息濫用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公害。一些不法份子甚至會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個人信息，向用戶進行詐騙、勒索以謀取非法收益。2015年第一季度，北京網絡安全反詐騙聯盟共接到網絡詐騙報案4920例，報案總金額高達1772.3萬元。個人信息的濫用嚴重侵犯和損害了用戶的個人隱私和財產安全。

　　二、個人信息保護遭遇法律困境

　　（一）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體系不完善

　　為保護個人信息，近年來我國加快了個人信息保護方面的立法實踐。《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等法律文件，都對個人信息保護做出相關規定，但都存在系統性不足、可操作性不強等問題，難以滿足實際需求。

　　（二）個人信息保護的監管缺乏法律規范

　　一方面，沒有法律對個人信息的監管部門進行明確，使我國個人信息保護處于多部門監管狀態，“九龍治水”的局面普遍存在，且各部門之間缺乏成熟的溝通和協調機制，各自為政，造成政出多門、決策分散、信息溝通不暢、監管無序等現象。另一方面，法律相對缺失導致我國個人信息保護監管相對落后，沒有明確信息采集主體的法律責任和采集數據的使用權邊界，網絡的虛擬性、違法行為的隱蔽性更加劇了監管的難度，難以從根本上杜絕和防范非法使用個人信息的行為。

　　（三）個人信息保護的司法程序不暢

　　一方面，我國現行法律文件對個人信息主要采用間接保護的形式，對個人信息泄露問題的懲罰范圍沒有明確，懲罰力度不足，難以真正起到警示作用。另一方面，個人信息泄露的被告主體往往是企業，甚至是大企業，訴訟雙方的實力不對等，個人維權常常面臨時間和精力耗不起，訴訟代理費用過高的問題，相關部門在立案后也常遭遇調查取證難、取證時間長、難以確定侵權人等問題。對取證程序的規定不完善，使得信息泄露維權呈現出“高成本、低收益”的不對稱局面，在客觀上助長了個人信息的濫用。#p#分頁標題#e#

　　三、推動個人信息保護法治化的對策建議

　　（一）完善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體系

　　為保障網絡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動，防止公民個人信息被竊取、泄露和非法使用，我國應在現有立法基礎上，制定系統、完整的法律，提升法律的執行效力，明確個人信息保護的基本原則、權責關系、侵權救濟等問題，健全法律的配套實施細則，細化相關法律解釋，提高個人信息法律保護的可操作性，完善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體系。

　　（二）強化個人信息保護監管法律效力

　　為避免多頭監管產生的決策分散、監管無序等問題，應出臺法律強化個人信息保護監管的法律效力，一方面要通過法律明確個人信息保護的主管部門，加強各相關部門的聯系與溝通，形成高效的監管體系。另一方面要在法律層面完善個人信息保護的監管機制，規范信息采集主體必須履行的法律責任，明確所采集數據的使用權邊界，從源頭上預防非法使用個人信息的行為。

　　（三）理順個人信息保護的司法程序

　　一方面，應加強現有個人信息保護相關法律的懲罰措施，加大對個人信息非法買賣的打擊力度，強化對泄露個人信息企業的問責機制和處罰力度，提高違法成本；另一方面，應簡化現有個人信息保護相關法律的司法程序，同時降低群眾維權的時間成本與經濟成本，完善相關法律明確規定調查取證的手段和方式，切實解決相關機構調查取證難的問題，，推動個人信息保護進入集體訴訟和公益訴訟，盡可能改變維權雙方不對等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