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用證立法的必要性

　　信用證作為一種重要的國際貿易支付方式，近20多年來在我國的對外貿易中得到了日益普遍的使用。目前，規范信用證業務的主要國際慣例是《國際商會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本文中簡稱《統一慣例》），交易當事人一旦聲明交易受《統一慣例》的約束，那么該國際慣例就對交易各方具有約束力。但《統一慣例》并不是包羅萬象，比如對于信用證欺詐及其司法救濟問題《統一慣例》就沒有做出規定。這并不是某種疏忽或遺漏，而是因為《統一慣例》是從全世界各個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的角度來看問題的，更多考慮的是實務中的可操作性和便利交易的可行性，其所確立的信用證獨立性原則是保證和促進國際貿易順利進行的有效措施；而且，《統一慣例》作為一個國際慣例，它不宜規定本質上屬于各國司法權范疇的信用證欺詐和止付方面的問題，國際商會銀行委員會也向來認為信用證欺詐和禁令或止付令救濟是各國國內法處理的問題。可見，國際慣例為國內法留下了處理信用證欺詐和救濟問題的空間。

　　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和信用證得廣泛應用，信用證糾紛亦有增無減，特別是利用信用證支付方式進行的欺詐有愈演愈烈的勢頭，已給我國企業和銀行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我國的信用證立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起步并逐漸完善起來。

　　二、我國信用證司法的逐步完善

　　我國《民法通則》和《合同法》雖然都明確了商業交易中的誠實信用原則，但不是針對信用證業務的立法。對信用證糾紛最早見諸文字的是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沿海地區涉外、涉港澳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法經發[1989]12號文）》中規定：“如有充分證據證明賣方是利用簽訂合同進行詐騙，且中國銀行在合理時間內尚未對外付款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據買方的請示，凍結信用證項下的貨款。”這是我國最高司法機關第一次明確針對欺詐做出規定，說明司法界注意到了信用證欺詐對我國企業的影響。其背景是1988年發生的一起針對我國某Z進出口總公司的229

　　萬美元鋼材詐騙案，是我國改革開放以后第一起巨額詐騙。當時，我國企業、銀行和法律界對信用證欺詐了解較少，所以，該法律規定顯得非常籠統，對實務的指導作用較弱。

　　1995年，在寧波召開的全國海事審判工作研討會上形成了《全國海事審判工作（寧波）研討會紀要（1995年6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交通運輸審判庭印發）》（本文中簡稱“寧波紀要”），其中規定“海事法院在審理海商案件采取保全措施時應嚴格控制凍結信用證項下貨款”。還強調根據信用證的法律性質，海事法院在審理海事案件時一般不考慮對信用證采取保全措施，但遇有預借、倒簽及偽造提單這三種情形時，海事法院可應申請人的申請,凍結信用證項下的貨款。

　　但法經發[1989]12號文和“寧波紀要”都不是通過正式立法途徑發布的，且都沒有涉及信用證欺詐和止付問題，因此無法作為人民法院簽發止付令、實施司法救濟的依據，只能作為法院在具體審理案件時的參考，不具有法律效力。在信用證止付的標的方面,法經發[1989]12號文和“寧波紀要”都將止付信用證的行為保全措施與民事訴訟法中的財產保全措施混為一談，在保全方式上使用的是“凍結”而非“止付”，而“凍結令”與“止付令”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

　　我國《刑法》第195條對信用證詐騙的情形和處罰標準作了規定，是針對刑事犯罪的。全國人大常委會1995年6月又發布了《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增設了“信用證詐騙罪”這一罪名。但實務中的大量案件大多不屬于刑事欺詐，因此不能硬性地套用上述刑事犯罪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也應該把民事欺詐與刑事欺詐區分開來，#p#分頁標題#e#

　　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人民法院能否對信用證開證保證金采取凍結和扣劃措施問題的規定（法釋[1997]4號）》，該司法解釋規定法院在審理或執行信用證糾紛案件時，對信用證開證保證金采取凍結和扣劃措施的各種條件以及處理辦法。該文表明了我國最高司法機關對信用證開證保證金保全和執行措施的基本態度，對于司法實踐有著積極的指導意義，但沒有明確規定凍結、劃扣的具體適用情形，而且，該文是針對當事人因某一合同產生的權利而要求對另一信用證交易下的保證金采取司法保全或執行措施的情形，并不是針對申請人和受益人之間因基礎合同中的欺詐而產生的信用證止付案件。

　　2005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了《關于審理信用證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本文簡稱《糾紛規定》），規定了信用證欺詐及其司法救濟的方式和有關法律程序。它是目前關于信用證欺詐和救濟的一部最權威的司法解釋，共18條，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第8條規定了對信用證欺詐認定的四種情形：（1）受益人偽造單據或提交記載內容虛假的單據；（2）受益人惡意不交付貨物或交付的貨物無價值；（3）受益人和開證申請人或者其他第三方串通提交假單據而沒有真實的基礎交易；（4）其他進行信用證欺詐的情形。但是在符合第8條的情況時，雖應當裁定中止支付或判決終止支付信用證項下款項，也可以有例外的情形，包括：開證行和開證行的指定人、授權人已按照開證行的指令善意地進行了付款或已對信用證項下票據善意地作出了承兌，保兌行善意地履行了付款的義務，議付行善意地進行了議付。第11條規定了人民法院受理當事人申請的條件。可以在起訴前提出申請，只要法院具有管轄權，并有證據證明存在欺詐、如不采取司法救濟就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時，在申請人提供可靠充分的擔保后，法院應受理發出止付令的申請。該《糾紛規定》是我國目前處理涉外信用證糾紛的一個主要法律依據，表明我國信用證立法正在逐步走向完善。

　　但《糾紛規定》仍然存在著一些模糊的地方。第一，《糾紛規定》在國際慣例和國內法的地位問題上認識模糊。從法的地位和效力角度看，國際法高于國內法，而國內法高于國際慣例。《糾紛規定》第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信用證糾紛案件時，當事人約定適用相關國際慣例或者其他規定的，從其約定；當事人沒有約定的，適用國際商會《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或者其他相關國際慣例。”這顯然對于信用證國內立法和國際慣例的地位和關系問題態度曖昧，因為國際慣例為國內法留下了處理信用證欺詐和救濟問題的空間，但我國的國內法又把國際慣例推到了前臺，這極其容易導致實務中的混淆和爭議，并且顯示出我國國內法軟弱無力的一面。第二，《糾紛規定》比較籠統、不具體。如第8條雖然明確了信用證欺詐的幾種情形，但非常籠統，第2款“受益人惡意不交付貨物”是否應被理解為“存在著主觀上的故意”；第1款的“偽造單據”或者“記載內容虛假的單據”需要提供什么樣的證據支持等等，規定過于籠統和模糊，對于證據的要求沒有細化。又如法院在48小時內出具的止付令是一項臨時性的判決（像西班牙），還是最終的裁定，《糾紛規定》也沒有明確說明。規定過于籠統弱化了《糾紛規定》對實務的指導作用，并且容易導致實務中理解和掌握上的偏差。第三，過多地強調了國際慣例。如第六條關于單證相符與不符點的認定問題，本屬于UCP600的范疇，沒有必要在該規定中陳述，而《糾紛規定》又提到了這一點，表明立法者對于國際慣例和國內法的關系問題態度曖昧。

　　因此，在當前各國國際貿易競爭激烈、而我國信用證立法和司法均存在著空白的環境下，我國迫切需要借鑒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主要國家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比較規范、成型的國內法和各具特色的信用證欺詐司法救濟制度，完善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明確具體地規定適用信用證欺詐禁令的條件、證據的類型和形式，更有力地規范信用證欺詐及司法救濟制度，發揮其對信用證缺陷的制衡作用，在國際慣例和國內法的平衡和互補中為本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創造合法合理的空間。#p#分頁標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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