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出臺了《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對侵犯著作權刑事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這一解釋的出臺，對有效遏制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增強社會的著作權保護意識，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中國著作權刑法保護的立法完善　　版權保護，刑法是最后的手段，刑法在版權保護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國對版權的刑法保護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雖然自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關于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以來，我國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事立法不斷完善，但是與發達國家以及國際公約的有關規定相比，我國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立法仍存在著主觀要件要求過嚴、保護對象不全面、定罪量刑情節單一、刑罰結構體系不完善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打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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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侵犯著作權犯罪中“以營利為目的”的主觀要素

　　我們主張取消侵犯著作權罪(第217條)和銷售侵權復制品罪(第218條)“以營利為目的”的規定。

　　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取消“以營利為目的”是適應現代科技的發展，加強對著作權的刑法保護的需要。在信息時代，借助于網絡技術，復制、傳播他人的作品變得非常簡單，所耗成本也非常小，不以營利為目的的侵犯著作權行為大量發生，對著作權人的利益造成嚴重損害；第二，取消“以營利為目的”是降低司法機關查處犯罪的證明難度，嚴密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之刑事法網的需要；第三，取消“以營利為目的”是與《TRIPS》協定第61條的有關規定相協調的需要。《TRIPS》協定已將故意但不一定出于商業利益或個人經濟利益為目的的嚴重侵權行為納入刑事犯罪的規制范疇；第四，取消“以營利為目的”也是與中國刑法典規定的其他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相協調的需要。商標權、專利權、商業秘密權與著作權同屬知識產權，同樣具有財產內容，立法者僅僅規定構成侵犯著作權犯罪須具有營利目的，對侵犯其他知識產權的犯罪行為則不作同樣要求。這種對同類犯罪規定不同標準的做法使得立法很不協調。

　　增設侵犯著作權犯罪的行為方式

　　我們建議，增設以下幾種侵犯著作權犯罪的行為方式：

　　第一，增設非法出租侵權復制品行為。這主要是考慮到無論從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嚴重程度、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及其大小等方面來看，非法出租侵權復制品的行為與銷售侵權復制品行為具有相當性，但二者的客觀表現并不相同，因此，為嚴厲打擊非法出租侵權復制品行為，刑法有必要將其單獨規定為一種侵犯著作權的犯罪。

　　第二，增設商業使用盜版軟件行為。這主要是考慮到基于軟件自身的特點及商業使用盜版軟件行為所具有的嚴重社會危害程度，應該追究使用盜版軟件的商業用戶的刑事責任，但是依照現行法律規定，追究商業使用盜版軟件行為的刑事責任具有一定的難度。

　　第三，增設侵犯網絡傳輸與公共傳播權的行為。主要理由是：隨著互聯網絡在中國的廣泛應用，網絡侵權行為越來越多，社會危害性越來越大；使刑法典與《著作權法》規定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持協調的需要。

　　此外，我們建議將刑法典第217條第(一)項、第(三)項中規定的“復制發行”修改為“復制、發行”。這主要是考慮到避免關于復制發行之間到底是“復制且發行”或是“復制或者發行”關系的不必要的爭議。

　　擴大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對象范圍

　　我們建議將未經表演者許可而擅自出版的對表演者的表演制作的錄音錄像、未經廣播電臺、電視臺許可而擅自復制發行的廣播、電視節目以及假冒他人署名的一切作品納入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對象范圍。這主要是考慮到平等保護著作權法中所規定的作品以及與《TRIPS》協定的規定相協調的需要。#p#分頁標題#e#

　　完善刑法中構成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情節標準

　　我們認為，侵犯著作權犯罪情節標準設置不盡合理，不能充分反映侵犯著作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程度，應予完善。完善的整體思路，是將那些能夠準確反映侵犯著作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程度、自身含義較為明確、司法查證比較便利的情節明確規定為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犯罪情節；同時還要從立法技術上盡可能做到既要講究重點，又要顧及全面，以避免重復累贅和掛一漏萬情況的出現。因此，我們建議對侵犯著作權犯罪定罪情節作以下修改：

　　1.取消“違法所得數額”的情節設置。

　　2.將侵犯著作權罪的定罪情節修改為“非法經營數額較大、復制發行侵權作品數量較大、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3.將銷售侵權復制品罪的犯罪情節修改為“銷售金額數額較大、銷售侵權復制品數量較多、次數較多、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改抽象罰金制為倍比和限額罰金制

　　對于侵犯著作權的犯罪，我國刑法典第217條、218條采用了抽象罰金制，即在法定刑中并不明確規定罰金的具體數額或者與犯罪數額的比例或者倍數關系，而是抽象地規定對罪犯判處罰金。在具體案件中，罰金的數額完全由審判人員來自由裁量。這種情形難免會造成對侵犯著作權犯罪的行為人適用罰金刑的司法不統一，甚至會造成任意裁決，導致對侵犯著作權犯罪裁量刑罰的偏差和不均衡。另外，基于罪刑法定原則的立場來看，抽象規定罰金，缺乏明確的適用幅度或者數額，顯然有違于明確性和確定性的要求。

　　從修改完善的角度看，作為我國刑法典中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法定刑之一，罰金刑究竟是采取限額罰金制還是倍比罰金制，需要結合各種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具體情況而定。首先，以侵犯著作權犯罪的銷售金額或者非法經營數額為標準，對犯罪人判處銷售金額或者非法經營數額一定倍數或者一定百分比的罰金；其次，在犯罪人的銷售金額、非法經營數額難以準確計量，侵犯著作權犯罪的規模較大，情節比較嚴重的情況下，可采用限額罰金制，對犯罪人選擇適用特定數額的罰金。

　　重視對被侵權人的經濟補償

　　在嚴厲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同時，如何有效地保護被侵權人的合法權益，也是著作權之刑事法保護的重要內容。在此方面，西方某些國家的知識產權立法有所突破，重視對被侵權人從經濟方面予以補償。我國刑法典對著作權被侵權人的合法權益補償還遠遠不夠。

　　因此，借鑒英國和法國等國家相關的立法例，我們建議，我國刑法典第64條應作出修改，刪去“沒收的財物和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得挪用和自行處理”的規定，增加“沒收的財物可以折抵價值賠付給因犯罪遭受重大損失的被害人或者被侵權人”。同樣，我國著作權法也可以作出相應調整，在其第51條中規定“沒收的財物可以折抵價值賠付給因犯罪遭受重大損失的權利人、與著作權相關的權利人”。（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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