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眾斗毆罪的犯罪構成

聚眾斗毆罪是司法實踐中較常見的一種犯罪行為，脫胎于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刑法第292條采用簡單罪狀的方式對該罪作出規定，未對該罪罪狀進行敘明，導致司法實務、理論上有不一認識，本文有必要從理論上對其犯罪構成要件進行闡述。

（一）客體要件。聚眾斗毆嚴重擾亂社會公共秩序，有時也致人傷害或死亡，侵犯了他人人身健康權或生命權。一般認為，聚眾斗毆罪侵犯的客體為社會公共秩序，對公共秩序理解，理論界上有很多觀點，通說認為，公共秩序是指根據法律和社會公益確立的公共生活規則所維持的社會正常的秩序，包括公共場所秩序和非公共場所秩序，筆者認同通說。行為人在聚眾斗毆中雖未造成人員傷亡或只造成輕微傷或公私財產損失（即未侵犯他人人身健康權或生命權）的情形，但是嚴重擾亂社會公共秩序，其行為已構成犯罪，因而他人人身健康權或生命權并非為聚眾斗毆罪的客體。如例二，吳某等人在泰順縣羅陽鎮新城開發區工地職工食堂內進行斗毆，是嚴重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的行為。由于食堂是泰順縣羅陽鎮新城開發區工地職工們日常生活中應當遵守的生活的場所、秩序，也是一種社會公共秩序。

（二）犯罪的客觀方面。聚眾斗毆罪，是“聚眾”和“斗毆”兩個方面的結合，其客觀行為表現在“聚眾”和“斗毆”。那么“聚眾”與“斗毆”是如何理解？

1、 “聚眾”的理解。根據《新華字典》的解釋，“聚”是會合、集合、糾集之意，“眾”是多人之意，“斗”是對打、比賽勝負之意，“毆”是打人之意；那么，“聚眾”是會合、集合、糾集多人之意，“眾”字由三個“人”字組成，古語曰“三人為眾”，所以 “聚眾”指會合、集合、糾集三人以上。

理解“聚眾”時注意把握以下問題：（1）聚眾既可以是事先糾集、召集，也可以是臨時糾集、召集。對于臨時的聚眾，如果存在明確的糾集、會集行為，當然可以認定其斗毆行為系以聚眾的方式實行，但對于沒有明確的糾集、召集行為的情況，也不可一概否定其屬于聚眾。如例二中的張某帶領河南民工到食堂斗毆是事前糾集、會集，王某、唐某臨時主動參與正在進行的聚眾斗毆，可以認定王某、唐某二人的斗毆行為屬聚眾的方式。

（2） “聚眾”是體現“斗毆”聚眾化形式，不是聚眾斗毆罪的實行行為，而僅是強調“斗毆”的一種形式。這是因為聚眾行為是為斗毆而作準備的活動，尚不會對公共秩序造成現實的直接損害，因而屬于預備犯罪的性質。

（3）一方糾集三人以上與不足三人的另一方發生斗毆的定性。對此，司法實踐中有爭議，一種意見認為不宜聚眾斗毆罪定罪，另一種意見認為可以按聚眾斗毆罪定罪。筆者同意后一種意見，即只要斗毆中的一方行為人具備聚眾的要求，就可構成本罪。這是因為，只要斗毆雙方中有一方屬于聚眾，其行為就具有嚴重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的性質而須作為犯罪處罰。

如例一，林某等人與李某約定在泗溪南溪隘門斗毆，雙方均有斗毆的故意，符合聚眾斗毆的犯罪構成；又如例二，江西民工王某雖沒有有事先的聚眾行為和斗毆的預謀，但事中為了幫忙老鄉毆打對方，不是針對明確的傷害對象，而臨時起意積極參與斗毆，具備了互毆的故意，應以聚眾斗毆罪定罪，否則，就明顯違背了刑法規定的精神。

2、“斗毆”的理解。根據《新華字典》的解釋，斗“是對打、比賽勝負之意，”毆“是打人之意；從字面上理解，”斗毆“中的”斗“是”爭斗、斗爭“，所以，”斗毆“是指相互以暴力攻擊對方身體的行為。在認定 ”斗毆“時，應注意以下問題：（1）斗毆雙方均是非法以暴力攻擊對方的身體，不存在一方非法，另一方合法（如正當防衛中的反擊）的情況。（2）斗毆中的暴力具有損害人身健康或剝奪生命的性質。（3）斗毆須雙方同在犯罪現場，即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相聚。如例一，李某傷害林某的地點不是李某與林某約定斗毆的地點，不宜按聚眾斗毆罪處理，應故意傷害罪論處。

（三）主體要件。聚眾斗毆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凡年滿16周歲且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構成本罪。聚眾斗毆罪為聚合性共同犯罪，依照刑法292條規定，并非所有的參加者都為本罪的主體，只有聚眾斗毆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者才構成本罪的主體，其要旨在于防止刑事打擊面過寬，導致刑罰的濫用。

那么 “首要分子”的內涵如何界定？刑法第97條規定：“本法所稱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團或者聚眾犯罪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犯罪分子。”據此，聚眾斗毆罪中的首要分子系指聚眾斗毆中的組織者（糾集者）、策劃者、指揮者。無論這類人是在聚眾斗毆任何一犯罪形態中，其首要分子的地位不變，皆屬聚眾斗毆罪主體。犯罪活動發起、 召集、串連他人的核心人員，是在犯罪中起組織作用的犯罪分子；為犯罪活動獻計獻策的人，或首先提出犯罪意念、意圖的人員，是在犯罪中活動中起策劃作用的分子；在斗毆中起帶頭作用、表率作用的人員或指揮人家如何干的人員，通常具有一定威信、起坐鎮作用，是在犯罪中活動中起指揮作用的分子。如例二中的吳某，可認定為首要分子。

聚眾斗毆中 “其他積極參加者”如何界定呢？ “積極”、“參加”，表明行為人參與犯罪時具有積極性、主動性的主觀故意；在客觀上表現在為參與聚眾斗毆而積極地準備工具、制造條件或提供其他幫助行為，也可能是臨時糾集在一起主動、積極同對方毆斗，其行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可體現在聚眾斗毆過程中的每個階段；如例二中的吳某某、王某、唐等人是聚眾斗毆的積極參加者。假如那些被動消極、被脅迫的參加者，則不能以“其他積極參加者”論。另外，其他積極參加者構成犯罪時，其在聚眾斗毆犯罪中可能是主要作用，也可能是次要或輔助的作用，應當根據其實際所起作用的大小，而認定其系主犯還是從犯。

（四）犯罪的主觀方面。聚眾斗毆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犯罪，行為人構成聚眾斗毆罪前提是行為人主觀上具有聚眾斗毆的故意。一般認為，聚眾斗毆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 ③。根據刑法理論，作為罪過形式之一的犯罪故意，分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兩種。筆者認為聚眾斗毆罪的犯罪故意應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兩種。刑法第14條第1款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在實踐中，行為人聚眾斗毆的目的一般不是為了個人的利害沖突，也不是單純為獲得某物質利益，而是公然蔑視國家法律和社會公共秩序。行為人尋求刺激或其他目的時，而進行或參與聚眾斗毆，放任擾亂社會公共秩序危害后果發生的行為，有很大的社會危害性，且刑法并未將聚眾斗毆罪的主觀方面限定為直接故意，因而沒有必要將間接故意排除在外。

如例二中的吳某，其沒有實施斗毆，不能因其喊一句 “今天下午不用上班，先跟江西人打架打掉再說”的話，而說明有直接犯罪故意，但其在河南籍民工張某與江西籍民工楊某因爭凳子發生爭執被打傷后沒人送到醫院包扎傷口，引起河南籍民工非常氣憤的情況下，講了這句話，明知會煽動、唆使河南籍民可能引起聚眾斗毆，并且實際上是由于其煽動、唆使引發了二十多名河南籍民工與十幾名江西籍民工之間的大規模斗毆，嚴重擾亂了公共秩序的危害結果，這種是吳某放任發生的（間接故意），依照其在共同犯罪所起的作用，應予以追究聚眾斗毆罪的刑事責任。

問題二、對刑法292條第1款規定的加重情形的理解

（一）“多次聚眾斗毆的”認定。“多次聚眾斗毆的”中的“多次”目前尚未有明確司法解釋。盜竊罪中“多次盜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規定是指一年以內入戶盜竊或者公共場所扒竊三次以上。在司法實務中，一般把“多次”理解為在一定時期內實施犯罪行為三次以上。筆者認為“多次聚眾斗毆的”應理解為三次以上聚眾斗毆。在界定“多次”應注意以下問題：1、“多次”應是未受處罰過的聚眾斗毆行為，已受處罰的聚眾行為不應再計入多次之內，否則有悖“禁止重復評價”的原則。2、“多次”應要求每次行為已構成犯罪，3、聚眾斗毆是多次還是一次，關鍵分清是連續犯還是持續犯。如果從聚眾斗毆的預備到停止這一個完整過程中，行為人為追求其犯罪目的而暫時間斷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或是臨時變換斗毆場所的，是持續犯，應作一次認定。

（二） 聚眾斗毆人數多，規模大，社會影響惡劣。這主要是指兩個斗毆團體成員同，各參與斗毆的人員達十名以上，在群眾中造成很壞的影響的。如例二，河南民工與江西民工之間的斗毆，雙方人員均在十名以上，并在泰順縣境內引起轟動，屬于聚眾斗毆人數多，規模大，社會影響惡劣。

（三）在公共場所或者交通要道聚眾斗毆，造成社會秩序嚴重混亂。主要是指在集市、車站、影劇院等人群聚集的公共場所或學校、廠礦企業、機關單位、居民區等日常生活、辦公秩序所遵守公共秩序或車輛、行人頻繁通行的道路上聚眾斗毆，造成公共場所秩序或交通秩序嚴重混亂的。

（四）“持械聚眾斗毆的” 認定。“持械聚眾斗毆”，是三方面的復合行為，即聚眾、斗毆、持械。 “持械”如何理解 ？按《新華字典》的解釋，“持”是捏著、拿著意思，“械”是指器物、武器、器械。通常認為“械”是具有一定殺傷力的工具，主要包括1983年9月2日公安部頒發的《對部分刀具實行管制的暫行規定》所列舉的各種管制刀具、槍支以及足以致人傷亡的工具。例如本案中王某所持的菜刀，具有足以致人傷亡的殺傷力，可以認定為“械”。司法實務中認定持械應注意以下問題：1、為某一次斗毆而就地取村使用的生活用品，例如磚頭、啤酒瓶等一般不認定為“械”，例如本案中唐某順手從桌子上拾起的飯叉，是就地取村使用的生活用品，不宜認定為械。2、“持械”一般是指在斗毆有使用的器械或為非法目的而攜帶但未實際使用的情形。假如基于職務需要而合法攜帶武器的人，在斗毆中沒有使用的，不宜以該規定處罰，假如有使用的，應按“持械”處理。3、在聚眾斗毆中只有一個或部分參加人臨時持械時，對首要分子或其他積極參加者是否均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實踐中有分歧意見。 有人認為，為了聚眾斗毆而預謀持械，并在斗毆中使用械具或主觀上有使用的企圖但實際未使用的，才能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因此，一個或部分參加人臨時持械參與聚眾斗毆的，對首要分子或其他積極參加者不能以持械聚眾斗毆罪處罰。有人認為，在沒有事先預謀的情況下，一個或部分參加者持械具眾斗毆的，對持械者以持械聚眾斗毆處罰，未持械者因主觀上沒有持械聚眾斗毆的故意而不能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還有人則認為凡聚眾斗毆中有人持械者，即可以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筆者以為實踐中的幾種觀點皆有失偏頗，并試從以下幾點進行分析。

首先，聚眾斗毆罪為聚合性犯罪， 屬必要的共同犯罪，因而聚眾斗毆罪中的客觀要件行為必是以共同犯罪行為形式來進行評價的，而“持械”只是聚眾斗毆罪加重罪構成中的客觀行為要件之一，因此，“持械”在聚眾斗毆罪中，理應作為共同犯罪人的共同犯罪行為予以評價 。所以，那種對在未有預謀的情況下有人持械參加斗毆的，對持械者以持械聚眾斗毆處罰，對未持械者則以聚眾斗毆基本罪處罰的作法，有違聚眾斗毆罪為必要共同犯罪理論。如例二，王某、吳某某持械時未與其他斗毆人員預謀，只能對王某、吳某某以持械聚眾斗毆處罰，對其他人員則以聚眾斗毆基本罪處罰。

其次，作為必要的共同犯罪，聚眾斗毆罪主觀要件有其特殊性，即行為人須具備聚眾斗毆的共同犯意。共同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過意思聯絡，認識他們的共同犯罪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決意參與共同犯罪，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在持械聚眾斗毆的場合，共同犯罪人則認識到自己在與他人配合持械聚眾斗毆。如果系預謀“持械”，聚眾斗毆的各參加人對“持械”當然具有共同的認識，并形成持械聚眾斗毆的共同犯意，因此，在聚眾斗毆過程中，無論個別參加者是否實際使用械具，“持械”行為已因共同犯意而結合成為共同犯罪人的共同犯罪行為，故對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者均應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如果聚眾斗毆者雖是臨時持械，但在斗毆前或斗毆時聚眾斗毆參加者均認識到自己系與他人配合實施持械聚眾斗毆的行為，即形成持械聚眾斗毆的共同犯罪故意，則對之應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如果聚眾斗毆者間未形成與“他人配合持械聚眾斗毆的意思聯絡”，達成持械聚眾斗毆的共同犯意，則聚眾斗毆參加者中雖有臨時持械者，對首要分子與其他積極參加者亦不能以持械聚眾斗毆論。

問題三、聚眾斗毆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態的問題

聚眾斗毆罪是故意犯罪，理應存在未遂形態。聚眾斗毆罪由“聚眾”和“斗毆”兩個行為構成，僅僅實施其中一個行為，不能構成犯罪，當行為人在聚眾斗毆的故意下著手實施聚眾行為時，就已經開始著手實施法定的犯罪行為，只有完成了聚眾行為并著手實行斗毆行為時，才構成聚眾斗毆罪的既遂，如果僅僅實施了聚眾行為就因意志以外原因而終止，應屬于犯罪未遂，如例一，林某與李某雖約定了斗毆地點，由于客觀上未到約定地點進行斗毆，對林某可以以聚眾斗毆罪（未遂）定罪。另外，由于聚眾行為是斗毆行為的預備行為，在斗毆行為實行之前如果行為人事先實行了聚眾行為，可能嚴重阻礙交通或破壞交通秩序，如果情節嚴重，對首要分子可按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或聚眾斗毆罪（預備）擇重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