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第二次修改對監視居住強制措施進行了大幅改動,尤其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的出現,成為了司法改革的又一亮點。我國現行的監視居住強制措施在司法實踐中適用率偏低,在適用過程中又可能存在變相羈押嫌疑人、被告人等諸多弊端,因此多年來學界對監視居住制度一直存在“廢除論”和“改造論”兩種對立的觀點。本次刑訴法的修改采納了“改造論”的觀點,對監視居住的使用條件、適用范圍、使用方式等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和補充,并首次提出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概念。然而,在新刑訴法草案征求意見過程以至通過之后,社會各界對該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概念的提出見仁見智,議論頗多,一些法學專家甚至對此進行了公開批評,稱其為是雙規的變相入法,擔心犯罪嫌疑人的人權將會遭到極大侵害。那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偵查機關在運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強制措施時如何做到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有機統一?本文將從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立法背景、適用情形、可能存在的問題入手,對完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制度提出幾點意見和建議。

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立法背景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1979年制定,1996年第一次修正,以下簡稱現行刑訴法)的規定,取保候審的適用對象是“(1)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但實行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3)有逮捕必要,但因患有嚴重疾病,或是正在懷孕、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不宜逮捕的;(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羈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定的偵查羈押、審查起訴、一審、二審期限內辦結,需要繼續查證、審理的。” 監視居住的適用對象是“(1)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不予逮捕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3)對被拘留的人,需要逮捕而證據尚不符合逮捕條件的;(4)應當逮捕,但患有嚴重疾病的;(5)應當逮捕,但正在懷孕或者哺乳自己嬰兒的;(6)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能在法定偵查羈押、審查起訴期限內結案,需要繼續偵查或者審查起訴的;(7)持有效護照和其他有效出境證件,可能出境逃避偵查,但不需要逮捕的。”通過對比可以看出,二者的適用對象非常相似,都是對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犯罪嫌疑人的非羈押性強制措施,同時因為取保候審有相應的保證措施、監視居住司法成本大以及監視居住期間犯罪嫌疑人人身安全風險性等,司法實踐中在采取非羈押性強制措施時,往往傾向于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受到取保候審的擠壓,從而喪失其獨立的生存空間。由于在司法實踐中實用性不強,因此部分學者提議將監視居住廢除。但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法治的完善,減少羈押采取替代性強制措施逐漸成為了世界各國的共識,《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即規定“等候審判的人受監禁不應作為一般規則”。然而在減少拘留、逮捕等羈押性強制措施后,如何防止不收監的犯罪嫌疑人不致發生社會危害性?這就又提出了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而通過對各種強制措施的綜合考量,我們發現,完善和規范監視居住措施成為解決這個問題的絕佳方式。

監視居住要求犯罪嫌疑人不能離開固定的住處,這就限制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降低了社會危害性。完善監視居住強制措施,增加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出發點一來是為了減少拘留、逮捕,將監視居住定位于減少羈押的替代措施;二來針對一些特殊案件中符合立案條件而不符合拘留、逮捕條件,采取取保候審或者普通監視居住可能有礙偵查的犯罪嫌疑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有利于案件的偵查。出于這樣的考慮,最高人民檢察院向全國人大提出的修法建議,要求增設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并得到了全國人大的批準。

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實踐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新刑訴法規定“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對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準,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但是,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同一般監視居住相比,切斷了犯罪嫌疑人同外界的聯系,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限制性加大,同羈押性強制措施十分相似,因此在司法實踐運用中應該慎重,同時對于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中可能存在的情形,我們應該綜合分析。

(一)何為無固定住處

新刑訴法規定了兩種情形可以指定居所:一是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住房客觀條件,即無固定住處即可指定居所;二是根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形,即三類重大犯罪且有礙偵查可以指定居所。那么首先何為固定住處?

1、父母、子女的房產可否認定為犯罪嫌疑人的固定住處?犯罪嫌疑人不予父母或者子女共同生活,但父母或子女均擁有房產,這種情況下能否認定犯罪嫌疑人無固定住處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2、租住的房屋是否屬于固定住處?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流動人口逐年增多,大多數生活在大城市的流動人口沒有自有房產,那么這些租房居住的人是否屬于無固定住處?同時,許多寄居在親戚、朋友家的人是否屬于無固定住處?

(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監督問題

新刑訴法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是否合法實行監督”,那么如何對決定和執行是否合法實行監督?由哪個部門監督?通過何種途徑進行監督,是通過參與決定、執行進行監督,還是參與外的監督?對于逮捕案件,偵查監督部門需要介入逮捕審批,那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是否需要偵查監督部門介入?

(三)指定監視居住后出現錯案適用國家賠償的問題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具有幾乎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性質,從其可以折抵刑期更可以反映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人身限制性強,類似于逮捕。根據我國國家賠償法規定,對逮捕錯案,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請國家賠償,那么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錯案是否需要進行國家賠償?

三、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適用的原則

(一)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統一原則

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統一是刑訴法的基本原則,一方面對違法犯罪行為決不能姑息放縱,另一方面在司法過程中更應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權,這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中得到了更深刻的體現。目前,我國偵查水平還比較低,許多案件還需要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來印證,言詞證據在一定時期內還起著重要作用。對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等重大疑難案件,12個小時訊問時限結束后無確鑿證據可以拘留、逮捕,如果單從保障人權出發一律放人的話,很可能造成社會不安定因素或者犯罪行為繼續,而這種情況下,采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個問題。這也是我國在目前偵查水平下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對弈時找到了利益最大化的平衡點。

(二)批準程序嚴格化和適用慎重性原則

監視居住的目的為了減少羈押,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并未達到此目的,反而成了一種新的變相羈押。同時因為其期限長達6個月,遠超過拘留、逮捕期限,如果該權力一旦濫用,對犯罪嫌疑人權利的侵害將極其嚴重。因此,在法律規定上,新刑訴法司法解釋應該對其批準程序嚴格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應該秉持慎重性原則,不能所有案件一過訊問期限均采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偵查過程中,辦案機關應該采取多項舉措完善取證手段,扎實取得外圍證據,摒棄單純依靠口供證據定案的觀念,通過新刑訴法賦予的技術偵查手段等使案件在訊問犯罪嫌疑人前就做到證據確實充分,最大程度的減少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運用。

四、對完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制度的建議

(一)關于指定居所的范圍

由于沒有固定住處而指定監視居住的立法本意是為了便于對犯罪嫌疑人的監管,確保犯罪嫌疑人及時到案,同時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因此,單單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房產而認定是否有固定住處有失偏頗。在司法實踐中,如果犯罪嫌疑人沒有自有房產,父母子女有房產的,可以視為犯罪嫌疑人有固定住處,同時犯罪嫌疑人可以確保監視居住期間住房安定性的,應該視為有固定住所。比如,租住的房屋,如果監視居住期間,房屋可以正常租住,這時房產對于犯罪嫌疑人來講是租還是自有,在刑訴法上意義不大,應該視為有固定住所。如果一概視租住房屋為無固定住處,那么對于流動人口、外來人口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情形就會大范圍出現,這就會引發由于貧富差距造成的立法不公的現象出現。

(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期限和批準部門

新刑訴法規定“監視居住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據此可以推出在期限上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最長期限是六個月;“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執行監視居住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監視居住人的家屬”,由此可以推出在執行方式上,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不允許家屬與犯罪嫌疑人共同生活,人身限制性比普通監視居住大。同為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期限遠長于拘留、逮捕。從我國立法上看,拘留需要偵查機關批準,逮捕需要偵查監督部門批準,二者之所以批準機關不同,是因為拘留期限短,對公民的人身自由的限制低,而逮捕的期限比拘留長,出于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綜合考慮,需要對偵查機關進行監督,因此,逮捕的批準部門是偵查機關之外的偵查監督部門。據此看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期限更長,更應該考慮偵查機關部門介入監督。新刑訴法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是否合法實行監督”,那么如何對決定和執行是否合法實行監督?新刑訴法僅對三類嚴重刑事犯罪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決定上要求由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準,而對于其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沒有明確規定。同時在執行上如何監督,亟待法律明確規定。筆者認為,綜合研究拘留、逮捕的期限和審批程序,在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之間找到平衡點,可以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做出如下規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不滿十日的,由偵查機關批準,對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十日以上的,應該報偵查監督部門批準。”之所以如此規定,一是考慮了懲罰犯罪的需要。偵查部門具有拘留的權力,因此在一定期限內應該賦予偵查部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批準權,以此來替代羈押性較高的拘留強制措施。考慮到偵查的需要,這個期限定在十日之內較為妥帖;二是出于保障人權的需要,超過十日,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遭侵害的可能性就會加大,因此參照拘留到期后可以申請逮捕的方式,可以在十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后適時地要求偵查監督部門介入,是否需要繼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應該由偵查監督部門批準。

(三)關于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錯案賠償問題

我國賠償法規定,逮捕錯案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請國家賠償,那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錯案是否可以申請國家賠償就需要比較逮捕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二者的異同。

1、從限制人身自由方面來講,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要求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機關指定的場所居住,不得離開居住的場所,人身自由得到極大限制,這同逮捕并無二致。

2、從折抵刑期來講,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同逮捕一樣,可以折抵刑期,側面反映出二者都是承擔了刑罰執行的方式。

3、從審批程序上講,逮捕需要本級檢察機關偵監部門批準逮捕(職務犯罪案件上提一級),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對于一般無固定住所的由偵查機關指定,而三類重大犯罪需要由上級偵查機關批準。

從限制人身自由和折抵刑期看,二者并無差異,關鍵在于審批程序。而國家賠償法將賠償的范圍限定在違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之內,如非法拘留、非法逮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從這一點看,只要采取了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就應該進行國家補償。至于審批程序,并非是決定是否賠償的因素,而是確定賠償主體的依據。比如“對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依照本法的規定應當給予國家賠償的,作出拘留決定的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對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的,作出逮捕決定的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因此,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也屬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如果出現錯案,犯罪嫌疑人應該有申請國家賠償的權利。對于國家賠償的主體,應該依據誰批準誰負責的原則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