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訟目的在于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合法權(quán)益、解決社會糾紛。惡意訴訟行為明顯是對訴訟秩序的擾亂，不利于訴訟目的的實現(xiàn)，“加劇了司法資源的有限性與社會糾紛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 ”，所以必須進行處罰。但如果在司法運作過程中處罰不當，該處罰的沒有處罰或者不該處罰的進行了處罰，都會影響司法的公信力，不僅進一步降低司法權(quán)威，而且更加不利于良好訴訟秩序的形成。因此，有必要探討對惡意訴訟行為的界定，研究具體的處罰標準和處罰方法。 　　一、問題的提出 　　（一）實證分析 　　案例一：甲向乙借款20萬元并出具借條，約定利息及還款期限。到期后，甲按照約定償還了本息，乙聲稱借條丟失，甲顧及朋友情面未收回借條，也未要求乙書寫還款收據(jù)。數(shù)日后，乙持借條到法院起訴，要求甲償還借款20萬元。法院查明以上事實后，乙撤訴，法院未對乙采取處罰措施。 　　案例二：甲起訴乙要求償還借款20萬元，乙對債務(wù)無異議且表示愿意償還。在法院的主持下，甲乙雙方達成調(diào)解協(xié)議，約定乙在半年內(nèi)償還。但在乙與丙的離婚案件中查明，甲乙并不存在真實的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乙是想通過訴訟達到其在與丙的離婚訴訟中多分財產(chǎn)。雖然最終甲乙之間的調(diào)解 上述是司法實踐中所遇到的惡意訴訟的典型案例，此類訴訟在司法實踐中并不少見。存在的問題是，在案例一和案例二中，能夠查明存在明顯惡意訴訟行為卻未進行處罰，而在案例三中，當是否存在惡意訴訟行為存疑時卻進行了處罰。當對惡意訴訟行為可以處罰也可以不處罰，當法院對“藐視法庭”可以無動于衷，理想的訴訟秩序便很難實現(xiàn)。現(xiàn)行的法律中，規(guī)制惡意訴訟的條文原則且模糊，操作性不強，具體的制裁措施也未能發(fā)揮作用，因此，對惡意訴訟行為范圍的界定、處罰的標準以及處罰的種類應(yīng)該做出更加明確的規(guī)定。 　（二）背景分析 　　1、社會誠信道德缺失。市場經(jīng)濟的建立客觀上促成了多元價值觀并存的局面，少部分人面對惡意訴訟可能獲得的巨大利益，僭越了基本的道德要求，失去了基本的誠信準則。“法院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當事人非誠信的訴訟行為是社會日益嚴重的誠信問題對國家司法權(quán)的侵蝕，是整個社會誠信意識普遍缺失在審判領(lǐng)域的必然體現(xiàn)。” 在此意義上，法院對不誠信的訴訟行為必須做出堅強的回應(yīng)。 　　2、民事訴訟制度內(nèi)在的缺陷。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別有企圖的人總是利用制度的內(nèi)在缺陷謀取非法利益。民事訴訟的立案審查采取形式審查，當事人啟動民事訴訟程序過于容易，使訴權(quán)濫用具有了某種可能性；在倡導和諧司法的社會環(huán)境下，調(diào)解成為法院化解民事糾紛的首選方式，法院也將調(diào)解率作為評判法官業(yè)績的主要標準之一。但調(diào)解必須以當事人的合意為基礎(chǔ)，當事人的合意與法官的合法性審查存在固有矛盾，在雙方惡意串通調(diào)解的情形下，法官很難甄別事實的真?zhèn)危{(diào)解的功利化為惡意訴訟者謀取非法利益提供了程序上的可行性。 　　3、制裁措施的不足。我國現(xiàn)行法律中，對惡意訴訟的制裁僅有民訴法中妨礙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及惡意訴訟者敗訴后承擔訴訟費，并沒有規(guī)定惡意訴訟者的民事侵權(quán)責任，刑事責任更是無從談起。而實踐中，對惡意訴訟者不予司法處罰，僅讓其承擔訴訟費的通常做法，更是凸顯了制裁措施的形同虛設(shè)。懲罰機制的缺失使惡意訴訟者有恃無恐，無法有效遏抑惡意訴訟的蔓延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