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自首的構成要件：

1、 特別自首的主體為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強制措施包括拘傳、拘留、取保候審、監視居住、逮捕。正在服刑的罪犯主要是指已經宣判正在執行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及依法被宣告緩刑、依法予以減刑、假釋，但是尚處于考驗期或執行余刑的罪犯。

2、 必須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

這是成立特別自首的核心要件。對此要件，應作如下理解：所供述的罪行須是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罪行，即司法機關還不了解的犯罪事實。《解釋》第4條規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判決確定的罪行屬同種罪行的，可以酌情從輕處罰;如實供述的同種罪行較重的，一般應從輕處罰。”根據以上司法解釋，特別自首情況下要求供述的罪行應當限于不同種類的罪行。

特別自首制度的特點及法律適用：

特別自首制度與總則所規定的自首制度在本質相同的基礎上具有構成要件等外在形式上的不一致性和不相容性：

1、法典設置體系不同。一般自首僅規定于總則，而特別自首制度則是由刑法典分則所自行設立和規定。

2、適用范圍不同。一般自首因規定于刑法總則而具有適用效力上的普遍性，從而適用于刑法分則及特別刑法所設置的一切罪種，而特別自首卻只適用絕對法定化的特定罪種;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在對于以上特定罪行的適用上，雖然存在個別情況下適用總則性一般自首的情況，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卻是直接排除了一般自首適用于此類犯罪的可能性。

3、處罰制度不同。刑法總則所規定的一般自首與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特別自首在處罰原則和刑事責任的寬緩程度上明顯不同，這一點是設立特別自首制度的根本出發點。從世界范圍內來考察，對自首制度在刑法總則和分則分別作出規定的刑事立法模式，一般情況下總則對自首制度的規定屬于概括性規定，而分則對自首制度的規定屬于具體性規定，但刑法分則規定的特別自首并非對總則規定的簡單性重復，而是有其獨特的功能，詳言之，刑法分則規定的特別自首從寬處罰的程度一般要大于總則規定的自首。這是特別自首的立法通例。中國也是如此：刑法分則規定的適用特別自首制度的三類犯罪行為就沒有“可以從輕”處罰的量刑檔次，其起點是“可以減輕”;另外，對于一般自首只有犯罪較輕的，才“可以免除處罰”，而對適用特別自首制度的三類行為，則無論是“情節特別嚴重”的行賄行為，抑或是“情節嚴重”的行賄、一般情節的行賄行為，只要符合“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犯罪行為的”，就可以獲得減輕或免除處罰的“獎勵”。因此，特別自首具有有別于一般自首不同的刑罰處罰原則和寬緩程度。

4、刑事政策方向不同。刑法總則所設立的一般自首，是針對所有犯罪和適用于所有犯罪人的;而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特別自首制度，則是根據各國的現實國情、罪情而針對特定犯罪和特定犯罪人的。從各國立法實踐來看，主要是針對那些隱蔽性、危害性大或者發案率高、查處難度大、司法運作成本高的犯罪，或者是針對從屬于某些主犯罪而存在的“從罪”而設立的，目的在于給予此類犯罪人更為寬緩的處罰制度以達到盡早發現嚴重犯罪或者嚴厲打擊危害嚴重的相關主犯罪的目的。而我國現行刑立分則中的特別自首制度，設立目的在于鼓勵“從罪”的犯罪人自首借以打擊危害嚴重的相關主犯罪，因而當前適用特別自首制度的罪種，限定為附屬于受賄型犯罪的從屬性犯罪，即行賄和介紹賄賂的犯罪。

特別自首與一般自首的界定問題：

1、犯罪人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同種類罪行的，不能認定為特別自首，只能適用《解釋》中所專門規定的“可以酌情從輕處罰”或者“一般應從輕處罰”這種處罰制度，而不能適用自首制度所獨有的從寬處罰制度，兩者在處罰原則上或寬緩程度上是根本不同的。

2、 如果尚未發覺的“其他罪行”是同種罪行，也不能成立特別自首。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投案時，不僅對已受司法機關訊問的罪行作了如實供述，還主動交待了其所犯的其他罪行，則對其前一供述而言，應當認定為坦白;對其后一供述，即主動交待其他罪行的行為而言，應當認定為一般自首，而不是特別自首。因為，盡管其交待的是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余罪，但其交待行為乃是其在“自動投案”后實施，這就完全符合一般自首的成立條件和特點;而且，刑法典第67條第2款的規定已明確地將這類人排除在特別自首的范圍之外，因此，它并不屬于特別自首。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逃跑，其后又能自動投案的自首認定。

筆者認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強制措施后逃跑，又能自動投案，并如實交待其所犯各項罪行的，則無論是對其此前已被司法機關掌握的罪行而言，還是對其尚未被司法機關掌握的罪行而言，均符合一般自首之“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成立條件，應以一般自首論。即特別自首主體中的“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包括曾被采取強制措施但其后又逃跑的人。類似地，如果服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間內逃跑，若其后他能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有關罪行，也只有成立一般自首的可能，無認定特別自首的余地。

4、曾被采取強制措施，但其后又逃跑或被解除強制措施的人的特別自首的認定。

(1)對于經查證沒有相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了犯罪行為的，應當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解除相應的強制措施。在這種情形下，若被解除強制措施的犯罪人、被告人又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其所犯罪行的，則不論其所供述的是曾經被司法機關懷疑、但“查無實據”的罪行，還是根本未被司法機關掌握的其他罪行，都應當以一般自首論，這應該是沒有什么疑議的。因為對于這些人來說，在其被解除強制措施后，其所犯的罪行、曾被司法機關懷疑的罪行實際又回歸到未被發覺的狀態(因而也就還存在自動投案的時機)，相應地，對其也就談不上存在什么尚未被司法機關掌握的“其他罪行”(因為所有罪行均未被發覺)，因而其也就不屬于特別自首的適用主體。

(2)對于在某種強制措施的法定期限已經屆滿后，認為根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表現其不會妨礙訴訟正常進行而無需改采其他強制措施的，則可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解除強制措施(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審已滿12個月，此時，偵查機關已基本查清其犯罪事實、證據，并認為不逮捕犯罪嫌疑人、不對其實行監視居住，并不會妨礙訴訟的正常進行，即可以完全解除其強制措施)。 在這種情形下，對司法機關正在調查的罪行而言，犯罪人當然不可能再為“自動投案”。但問題是，他若主動交待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則對其是應以一般自首論，還是應以特別自首論呢?筆者認為應當以一般自首論。因為，雖然他主動交待的是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其他罪行，但從其歸案形式來看，完全符合一般自首而不符合特別自首的特征。

(3)對于被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這兩種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首的認定。

在監視居住、取保候審的情況下，犯罪分子只是限制人身自由，還存在自動投案的客觀可能性。因此，如果被采取監視居住、取保候審的犯罪分子，在監視居住、取保候審期間，向司法機關自動投案，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視為一般自首比較適宜。”

(4)對于正在執行管制刑、正在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等附加刑以及正處于假釋考驗期、緩刑考驗期、監外執行期的罪犯自首的認定。

對“正在服刑的罪犯”，可從廣義、狹義兩種不同角度解釋。從狹義上說，“正在服刑的罪犯”，僅是指正在監獄、拘役所、看守所等羈押場所執行死刑緩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等刑罰的罪犯;從廣義上說，“正在服刑的罪犯”，除包括上述罪犯外，還包括正在執行管制刑、正在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等附加刑以及正處于假釋考驗期、緩刑考驗期、監外執行期的罪犯。那么，采取哪一種解釋更為妥當呢?筆者認為，對“正在服刑的罪犯”作上述之狹義理解，更為可取。對正在執行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等附加刑以及正處于假釋考驗期、緩刑考驗期、監外執行期的罪犯來說，他們均處于未被羈押的狀態，人身自由均未被剝奪，因而其均存在“自動投案”、成立一般自首的條件。

如何正確理解特別自首中的“還未掌握”：

對于刑法典第67條第2款規定中的“還未掌握”，目前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有種種不同理解。筆者認為，所謂“還未掌握”，應是指司法機關還未掌握足以合理地、有客觀根據地懷疑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還實施有其他罪行的線索、證據，或者從反面說，憑借司法機關已經掌握的線索、證據，還不足以合理地、有客觀根據地將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認定為其他罪行的犯罪嫌疑人。在具體認定“還未掌握”時，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判斷司法機關是否已經掌握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所犯的其他罪行，必須強調有客觀的、可以據之形成合理懷疑的線索、證據。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即便在司法機關已經掌握一定線索、證據的情況下，只要憑借這些線索、證據尚不足以合理地將行為人推定為是某宗罪行的犯罪嫌疑人，此時，就仍然不能認為司法機關已經掌握了犯罪人的罪行。

2、不能將“還未掌握”理解為司法機關還未掌握認定犯罪人還犯有其他罪行的充分、確實的證據。

3、不能將“還未掌握”理解成司法機關還不了解犯罪人所犯之其他罪行的性質。只要憑現有線索、證據已足以合理懷疑犯罪人還可能犯有其他罪行，則即使對該其他罪行的確切性質還無法作出推論或認定，也應當認為司法機關已經掌握該其他罪行。如果認為只有司法機關已確切了解犯罪人所犯有的其他罪行的性質方可謂該其他罪行已被掌握，則會引致自首認定過寬的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