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種觀點認為，該款中的第一、 四項并無不當之處， 因為按照《刑法》第264條的規定，對盜竊犯罪的司法適用是執行兩種標準的。首先是在盜竊罪的構成上強調了“數額較大”與“多次盜竊”兩個定罪標準;其次在量刑情節上，也以“數額巨大”與“其他嚴重情節”、“數額特別巨大”與“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相互對應。該款規定的八種情況，是如何認定“其他嚴重情節” 和“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規定，依照該規定，一但犯罪分子具備了“數額”和“八種情節之一”，就應該以認定其是否具有“其他嚴重情節”或“其他特別嚴重” 情節來量刑，而不應再單純以“數額”確定的幅度來量刑罰。故首犯和累犯在這里是作為一個條件出現的，是體現我國《刑法》對盜竊犯罪的打擊力度的，是與《刑法》總則中對首犯和累犯的原則性規定不發生沖突的。

筆者認為以上四種觀點均有個自的道理，同時又有所偏頗。筆者認為該款規定的不確定性，是導致司法爭議的根本原因。就第一、二兩種觀點來說，第一種觀點似乎強調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和法律的合理性。實質上是對現行司法解釋的一種曲解。現在很多地區，一些司法人員由于認識上的偏差根本就不適用或不完全適用該款規定，有的司法人員是以此作借口，懶得適用，有的甚至出現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觀點相互對立，一方強調適用，一方強烈反對，無法達成共識，最終出現扯皮現象，導致該款規定形同虛設。第二種觀點強調了法律適用的統一性、規范性，可以說第二種觀點更能體現該款規定的本意。普遍適用該款規定既可以加大該類犯罪的打擊力度，體現社會的需求，也使《刑法》第264條的適用有法可依。所以對前兩種觀點，筆者傾向于第二種。

　　 但筆者同時也認為普遍適用該款規定，確有加重處罰之嫌，一些犯罪數額較小，社會危害不大，雖符合該款八種情節之一，但提格處罰，顯失公平，難以體現刑法罪刑相適應原則，筆者認為的確不宜適用。因為刑罰的意義在于懲處與教育并重，一個心憤難平的犯人是很難安于改造的，過重的刑罰也許能給他足夠的懲戒，也許也在其心中深深種下了對社會的仇恨，再難教育其重新做人。故筆者認為可以首先將該款規定為盜竊數額接近第二個幅度刑數額標準，又具有八種情節之一的，應認定具有“其他嚴重情節”或“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以認定“其他嚴重情節”為例：我省規定盜竊犯罪“數額較大”的標準為人民幣1000元以上，“數額巨大”的標準為人民幣10000元以上，盜竊犯罪數額如果達到人民幣7000元以上，又具有該款規定的八種情節之一的，對盜竊犯罪分子就應依照該款規定認定其屬盜竊犯罪情節嚴重，在有期徒刑三年至十年的幅度刑內量刑。其次將該款規定為盜竊犯罪“數額”雖未接近第二幅度刑標準，但已達到該“數額”的1/2 以上，如按我省規定“數額”達到人民幣5000元以上的，且屬犯罪前科多、屢教不改或盜竊數多、破壞性大、社會影響大等，并具有該款規定情節之一的，仍應認定其盜竊犯罪情節嚴重，對其提格處罰。

對于第三、四種觀點，筆者更傾向于第三種。筆者認為第四種觀點更符合該款規定的本意，但筆者為什么卻傾向第三種觀點呢?筆者認為該款規定不宜將第一、四項作為認定是否具有“其他嚴重情節”或“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條件。

　　 首先作為刑法原則性規定，該兩種情況刑法已明確規定，如果再將其作為提高幅度刑處罰的條件就等于重復加重，既有悖刑法原則也顯失公平。第二，將該兩種情況作為條件又會引起其他法律適用出現混亂。比如對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提格處罰了，那么對其中的從犯如何認定呢?是在主犯相同的幅度刑內從輕處罰，還是減輕到下一個幅度刑內處罰呢?因為從犯的量刑是比照主犯從輕、減輕處罰的，如果對其從輕處罰，則只能在主犯同一幅度刑內處罰，這無疑加重了對從犯的處罰;而如果減輕到下一個幅度刑內處罰，其刑罰與主犯相差太大，這對主犯的處罰又有失公平。

　　 又如累犯的規定，如果累犯作為一個條件，將犯罪分子提格處罰了，那么認定為情節嚴重后，累犯是否仍要從重呢?累犯作為該款規定的幾個條件之一，旨在打擊盜竊犯罪，這對同類犯罪的累犯加重處罰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其他類累犯，是否也要如此嚴厲打擊呢?如果一個犯罪分子即是累犯又是首犯，是否要在提格后對其仍從重處罰呢?這是否屬于打擊過重、有失公平呢?

　　 鑒于以上觀點，筆者認為，該款應確定一個更合理的數額標準，并明確具有條件之一的就“應認定”為具有“其他嚴重情節”或“其他特別嚴重情節”，而不是“可以認定”，這樣既保證了法律統一實施，又防止由于司法者認識的不同，濫用自由裁量，導致事實上顯失公平或打擊不力;同時筆者認為不宜將主犯和累犯作為條件之一，因為刑法總則已經做了原則性規定，再將其他為加重刑罰的條件，相互間確有法律沖突之嫌，不利于法律的執行。筆者認為只有解決了上述兩方面的問題，該款規定更具有可執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