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意義之精神損害

有關精神損害的界定，國際國內學界眾說紛紜。一般說來，精神損害是受害人伴有一定外在表現(精神苦悶、不安、憂慮、失眠等)的一種內心自我感受。

作為古代法中一項古老原則的“損害賠償”原則，對財產法而言，其意義無可非議，但對精神上的損害是否也是以“損害賠償”為原則，卻存在頗多爭議。其中主張對精神損害不予賠償者認為：

(一)精神痛苦通常較為短暫而微不足道;

(二)精神痛苦容易偽裝，允許賠償容易導致欺詐性請求;

(三)一個事件容易導致多人精神痛苦，許其請求，則被告責任與過失可歸責程度間將不成比例;

(四)允許精神痛苦之請求易于導致“水門開闡式”的訴源，法院顯然無法承受此項案件負擔;

(五)此項損失難以金錢估計。不難看出，這些觀點的出發點更多是政策性而非原則性的，沒有涉及對精神損害應否賠償問題的核心。

現代醫學、心理學的發展使人類加深了對人類心智活動的研究，人類的沮喪、焦慮、失眠、苦悶等精神狀態再也不是微不足道的病癥;精神損害也不再是一種純主觀的存在，對精神損害進行診斷和評定已作為一種方法技能逐漸得到接受。對這些損害，道德原則要求給予賠償。但同時又由于醫學、心理學發展的限制，人類尚不能對精神損害提出絕對客觀的判定標準，

致使以上的政策性考量因素確實大多現實存在。因此，各國在法律實踐中都為可給予賠償的精神損害設立了一定的限制標準。法律不給所有的精神損害以賠償。法律上確認的精神損害也就具有了相應獨立的內涵，它不同于醫學上的精神損害或者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談論的一般的精神方面的不快。對不符合法律內含的事實上的精神損害，法律不予救濟。

二、法律上精神損害之理論與實務：兩大法系的比較研究

大陸法對精神損害范圍認定標準的研究就隨著對人格權救濟的研究而展開。只要是對于法律中明示的幾類人格權的侵害，即成立精神損害，受害人可依法向法院訴請精神損害賠償。以成文法為依據，以后的判例學說認為精神損害是“對人格權和精神利益的損害”，只要侵害人非法侵害了受害人的法律明示的幾類人格權和精神利益，則不論受害人是否確實處于“精神痛苦”狀態中，均成立精神損害。

英美法對于精神痛苦可否請求損害賠償，早期采取否定態度，其后演變為肯定立場。

但基于前述政策性考量，判例學說采取若干標準對其加以限制，以免賠償過于寬泛。這些判例確立的限制依其發展順序如下：

(一)身體同時受害理論。英美法院開始認為精神痛苦的賠償請求乃因寄生于主要的身體傷害而來，其目的在于防止偽裝的精神痛苦及限制僅身體受害之當事人方可請求，以避免身體未受傷害者提出請求。

(二)身體受影響理論。此說以緩和論而出現，即身體受害來自于精神痛苦亦可請求賠償。

(三)危險領域理論。該說主張身體受到傷害之威脅者即可請求精神痛苦之賠償。其立論基礎在于，被告因過失導致原告身體有受害之危險，原告因害怕而引起精神痛苦乃被告違反對原告的直接義務所致。

(四)被告之一般注意義務。又稱“旁觀者理論”。即考量被告能否合理預見精神損害之發生。此項合理期待的可能性，并非取之于被告是否能真正預見事故及損害之發生，而應由法院基于案件之不同，以決定一般人在此情況下是否具有合理的預見可能性。

(五)當事人關系理論。在原告系直接被害人時，應檢討原告與被告間是否具有既存法律義務或注意義務存在;在原告為“旁觀者”(間接受害者)時，應著重審查旁觀者與直接受害者之關系親密程度。以上各說，在認定上均以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嚴重與否為標準。

綜觀英美法關于精神痛苦賠償請求權的發展，其是由身體傷害，到只要對身體有影響，或身體有受傷之危險;由為自己而憂慮，到為他人而憂慮;由受害人自己之請求到旁觀者亦可請求。而旁觀者之請求權亦從以事后有身體傷害為要件，到不以具有身體受害之征狀為必要，只要旁觀者與直接受害人有密切關系，即可請求。換言之，精神痛苦賠償請求權之發展逐漸與身體傷害分離，逐漸擴大請求權人及損害賠償之可能性。

至此我們看到：

英美法以精神痛苦本身作為原告是否可以請求賠償之客體，大陸法則以特定權利(人格或特定之精神利益)之受害為請求依據;英美法中，預見之可能性成為控制精神痛苦損害賠償中被告責任不致擴大到漫無限制的機制，大陸法則以受害之權利種類來規范原告之請求權;英美法中將精神痛苦的嚴重與否列為原告能否請求賠償之標準，大陸法中，則一般以被告所侵害的是否為法律明示之權利為標準。只要上述權利受到侵害，精神痛苦之嚴重與否則甚少關照，其至多只是衡量損害賠償額多寡的參考。

三、賠償理論的重構——以“精神利益”與“精神痛苦”為基石

從上文可以看出，法律上精神損害與醫學、心理學或一般日常意義上精神損害的區分意義非在本質而在于技術意義上，即標準是為了法律的操作而存在。但作為法律上之標準，其設立之合理性依據又在哪里?

假設在一起車禍中由于司機的疏忽致使A終生殘疾。現問題是，A的親人有權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嗎?A的哪些范圍內的親人有權訴請精神損害賠償?A的朋友中有誰有權訴請精神損害賠償?這些限定是以與A的關系的親密程度為標準還是以實質的精神損害的嚴重程度為標準?從醫學或心理學角度而言，精神損害嚴重到何種程度才可訴請精神損害賠償?倘有一路人因目睹車禍慘狀而致使精神分裂，其是否可訴請精神損害賠償?

英美法可以給出以下“合理性”依據(以事實存在醫學或心理學上的精神損害為前提)：

(一)除人身傷害外，任何人都沒有道德權利要求賠償。

(二)人們擁有道德權利要求因粗心大意而導致事故的人，對在事故現場遭受的精神損害作出賠償，但無權對事后造成的精神損害要求賠償。

(三)當要求精神損害賠償的習慣做法在這些情況中會降低事故付出的總費用，或者從長遠觀點來看，它使社會更加富裕時，人們就應該獲得精神損害賠償。

(四)人們對精神或人身的任何損害都有要求賠償的道德權利，只要損害是由疏忽行為造成的直接后果，不管導致這種后果的損害是否可能預見。

(五)人們對精神或人身的任何損害都有要求賠償的道德權利，但這只能以這種損害能為粗心大意的責任者合理預見為條件。(六)人們對能夠合理預見的損害有道德權利要求賠償，但是，如果承認這樣的一種權利會給作出這種行為的人在經濟上帶來毀滅性，以致與其道德上的過錯不成比例，受害人就無權要求賠償。

大陸法可以給出的“合理性”依據為(不必以請求人有事實之嚴重的精神損害為前提)：

(一)除對人格權的侵害外，任何人都沒有道德權利請求賠償。

(二)人們擁有道德權利要求因過錯而導致事故的人對事故中人格權的直接受害者及相關精神利益受損的間接受害者以精神損害賠償、其中間接受害者之范圍由法律明示。

(三)不管法律有無明示，人們擁有道德權利要求因過錯而導致事故的人對事故中的直接受害者及相關精神利益受損的間接受害者以精神損害賠償。

比較英美法大陸法理論與實務，筆者認為確認法律上之精神損害范圍的形式依據為：

(一)訴權主體應為受害人及其關系親密者(存在精神利益);

(二)請求人存在事實嚴重之精神損害(存在精神痛苦);

(三)以上之標準為成熟的，且實踐中以民事證據制度的完善為前提。受害人或關系親密者標準(精神利益標準)主要基礎在于技術意義上，即主要考量前述之政策性因素，有利于限制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使損害賠償具有可預見性。

一般來說，只有對傷害具有精神利益者才能出現在損害之可預見范圍內。精神損害賠償之實質在于用金錢來補償精神所受之痛苦(精神痛苦標準)，這樣的痛苦必須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現。如不存在此痛苦，而苛于加害人賠償責任，則失卻歸責之合理性依據。

仔細考量，大陸法以人格權與精神利益作為精神損害賠償客體，本意與英美法以精神損害作為賠償標的相同，即大陸法的一個潛在立論為對當事人人格權及對其精神利益之侵害必然導致精神痛苦。

但對這樣的“必然”是否成立卻存在疑問，在適用中又由于成文法的僵化而導致實踐的不公。故事實嚴重之精神損害為成立精神損害之要件更符合正義之要求。

與大陸法相較，這樣的標準擴大了“間接受害人”之范圍，引入“事實嚴重之精神損害”這一相對確定的醫學心理學標準。又，人格權之表述缺乏拓展性.

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2、4條規定的對人身監護關系及某類特定物的侵害成立精神損害賠償，此情況下還以人格權為客體缺乏理論說服力。

精神利益應成為賠償之客體。與英美法比較，強調以精神利益為立論基礎，將請求權之范圍限定在了可預見的范圍內，同時使得精神損害賠償具有自己的客體。

精神痛苦的存在是損害賠償之正義性基礎，精神利益的存在則成為損害賠償之合理性限制。在此基礎上，以“精神利益”和“精神損害”為基石建構精神損害賠償的理論體系。

精神損害賠償是一個與市場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相關的問題。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只要實行市場經濟，就必須承認精神損害賠償。

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里，法律對民事權益的保護，主要體現在物質權益和精神權益兩個方面。不能僅僅因為是精神上的無形損害，就不予賠償，這與市場經濟平等和公平原則是相違背的。

確立精神損害的金錢賠償，是出自維權的需要，表明了權利人依法維護自身精神利益的決心和信念。確認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是加強民事權益保護的一項重要措施。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精神賠償解釋》)，該司法解釋表明：精神損害的侵權行為發生之后，一定數額的金錢賠償也許是我們迄今為止實踐真知、法律智慧和法官良知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救濟方法。如何確定精神損害賠償范圍和數額，成為司法實踐最重要的問題。

在這里，我結合《精神損害賠償解釋》提出了幾條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原則與大家討論。

一、保護精神權益原則

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是針對精神權益的保護應運而生的，與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息息相關。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已不滿足僅對財產權和外部物質世界的保護，人身權、人格權和其他精神性利益不受侵害的想法已深入人們的思維，人們越來越重視保護精神權益。

自從有人類以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現象歸根到底不外乎兩大類：

一類是物質現象，一類是精神現象。物質是一種客觀存在，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體。而精神是一種思維、意識，是客觀存在的主觀映象。它是與物質相對應，由社會存在決定的人的意識活動及其內容和成果的總稱。

作為法律所要保護的民事權益或者說是自然人應該享有的民事權益，當然的也包括兩大類，一是物質權益，即人們享有的能由物質來衡量的權益。二是精神權益，即人們特有的不允許他人侵犯的自身思維意識狀態。

兩種民事權益獨立存在，相輔相成，在法律上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基于此，當一侵權行為發生后，其侵害的客體可能是物質權益，也可能是精神權益，我們不能僅僅因為精神權益的無形化，而不加以保護。相反地，當精神權益遭受損害時，受害人有權要求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

我認為，作為法律上所保護的精神權益可歸結為兩種：一種是自然人的精神健康狀態，它表現在兩個方面：

1、自然人自身原有的精神狀態，即自然人對自身生理或心理方面表現出來的思維意識形態。侵權行為發生后，導致受害人原有精神狀態發生改變或遭受破壞，主要體現在自然人在肉體或生理上感受到苦楚，即肉體痛苦，以及在心理或精神上感受到種種精神異常的狀態，如悲哀、憤怒、情緒低落、精神不安等。

2、社會大多數人具有的精神狀態，即醫學上認可的、健康的、正常的精神狀態。不法侵害公民的精神健康使其遭受醫學上可診斷出的神經疾患形態，通稱精神病，就構成對該種精神權益的損害。

第二種是法定的精神利益，是指自然人的法定人格權、人身權和其他合法利益中所包含的精神利益。

不法損害的客體是法定權利，保護的是法定的精神利益，如名譽權、肖像權、信用權、隱私權等。侵權行為的后果主要體現在社會影響、評價的降低和法定精神利益的受損兩個方面。

作為精神損害可以是生理或心理方面的損害(即精神痛苦、精神障礙)，也可以是精神利益的損害。當精神損害發生時，應盡可能的維護受害人的精神權益，而不能棄之不管。

同時，因精神現象是一種思維意識形態，是自然人所特有的，故享有賠償請求權的權利主體只能是具有生命的自然人，而不包括法人或其它組織。最高人民法院在《精神損害賠償解釋》中確定中國精神損害賠償范圍為：

1、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權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1)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

(2)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

(3)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2、非法使被監護人脫離監護，導致親子關系或者近親屬間的親屬關系遭受嚴重損害，監護人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3、自然人死亡后，其近親屬因下列侵權行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1)以侮辱、誹謗、貶損、丑化或者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譽、榮譽;

(2)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隱私，或者以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隱私;

(3)非法利用、損害遺體、遺骨，或者以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遺體、遺骨。

4、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因侵權行為而永久性滅失或被毀損，物品所有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5、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人格權利遭受侵害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該司法解釋較全面地對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作出了限定，同時明確了享有賠償請求權的主體范圍，為司法實踐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