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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
如何認定假離婚證性質并合謀騙取拆遷款
黃某在某縣有一套房子，屬于拆遷范圍。為了獲得更多的拆遷安置補償，黃某多次向拆遷審計員姜某求助。在姜某的指使下，黃某出示了假離婚證等家庭證明材料，交給姜某操作。后來，姜某以黃某“離異”妻子的名義，偽造了一份總金額為46萬元的住戶搬遷補償安置協議，加蓋了自己的審計章，交給財政部門支付。第一筆10萬元賠償金給王某后不久，姜某的行為被曝光，剩余的錢也沒有拿到。在征地拆遷過程中，如何認定職務犯罪主體詐騙補償金的性質與一般主體詐騙補償金的性質，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江某、黃某的行為構成貪污罪。理由是：兩人相互勾結，利用其中一人排除審查便利，偽造離婚家庭賠償證明材料，共同騙取公共財產，應構成貪污罪的共犯。第二種觀點認為，江某明知黃某提供了虛假證件，仍利用職權幫助騙取拆遷款，構成濫用職權的共犯。但本案兩被告人實際只獲得10萬余元，按標準不應納入起訴范圍。作者同意第一種觀點。究其原因，首先，從理論上講，共犯的構成不是單一共犯構成要件的簡單相加，而是單一共犯的復雜組合。就協助、教唆或者組織形式而言，只有在本質上具有直接的、現實的侵害法益危險時，才符合構成要件的實施。在本案中，蔣先生通過自己便利的公職實踐，幫助黃先生獲得了額外的法律利益，這對共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制約了黃先生性質的認定，也就是說，黃先生還必須承擔貪污的全部刑事責任。目前，共犯從屬性在理論上占主導地位。其次，從現實可能性（主客觀一致性）來看，無身份人既可以教唆、幫助真實身份人犯罪，也可以利用真實身份人共同實施真實身份犯罪。根據刑法對共犯的主客觀界定，不同身份的人的整體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存在著必然的關系，應當是同一罪、同一性質。黃光裕的獨立定罪理念，片面強調客觀行為，脫離主觀要件，破壞了主客觀定罪原則。第三，從法律規定的角度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款“與前兩款所列人員勾結，共謀腐敗，最高法院《關于審理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的解釋》第一條規定：“行為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貪污、盜竊的，詐騙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財產的，以貪污罪的共犯論處，“本案中，姜某、黃某應為貪污罪的共犯。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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