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合同詐騙罪認定中的幾個問題刑法第224條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詐騙對方財產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該條還對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詐騙對方當事人財產的情形作了具體規定，逐段列舉。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如何識別合同欺詐仍然是一件比較復雜的事情。本文結合辦案中遇到的一個實例，對合同詐騙罪認定中的幾個常見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案件:1993年11月至1996年4月,高某在擔任某公司經理期間,分別與8名公司銷售人員張某,吳某使用虛假履約能力,保證貨到付款等欺騙手段,部分履行合同,騙取全部財產,，以項目急需貨物為理由出具無資本擔保的銀行委托書草案，11起案件中，騙取了無錫、張家港、浙江、寧波、紹興等11個市縣單位的外墻磚、花崗石、地板等，價值八十七萬多元。所得贓物大部分由高某低價出售或付清欠款

糾紛的本質區別。合同詐騙罪與經濟合同糾紛罪的本質區別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演員的主觀心理狀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1。演員是否有實際的表演能力。行為人不具備實際履行合同的能力，仍以欺騙手段與他人簽訂合同，表明其主觀上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在上述情況下，主要從三個方面認定高某等人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一是公司注冊資本不實；其次，合同標的物的價值和實際收款金額遠遠超過其自有資金。從1993年到1996年，高的公司在銀行賬戶上的最高存款額為3.1萬元，其中大部分不到1萬元。高某等人認定的11項犯罪事實中，與對方簽訂的合同標的物在10萬元以上，其中7項標的物在25萬元以上，高某等人實際收到的最低貨物金額在3.5萬元以上；第三，公司沒有價值巨大的固定資產。2.行為人是否符合簽訂和履行合同的條件，是否創造了履行合同的條件。既沒有創造客觀的履行條件，也沒有創造履行條件，表明行為人沒有誠意真正履行合同。在本案中，高和其他人在簽署合同時沒有具體的工程和營銷目標和計劃。合同正式成立后，Gao以低價出售或支付收到的貨物，并沒有積極為貨物銷售和合同履行創造條件或活動。這些情況表明，訂立合同的目的是騙取貨物以償還債務或低價出售，他們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三）行為人對合同標的物的處理及其對他人損失的態度。行為人取得對方財產后，未按照合法經營合同約定的方式處置，而無視他人的損失，隨意揮霍、處置，如用于非法活動，大大低于市場價格，個人消費，抵消個人債務，當他人要求返還或退款時，他不能返還、退款或拒絕返還或退款，表明行為人對履行合同沒有誠信，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在本案中，高某等人以低價出售了大部分被騙貨物，并償還了未用于生產經營的債務，事后也沒有積極進行籌資等行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2） “不填自己口袋”是否應追究刑事責任。在本案中，張和吳強調他們沒有將被騙財產放入個人口袋，不應追究刑事責任。事實上，張和吳混淆了現有的“非法占有”概念非法占有。張、吳等人認為，只要犯罪人騙取的財產不落入自己的口袋，無論騙取多少財產，都不構成犯罪。合同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的目的應理解為：目的是非法取得對他人財產的實際控制權。至于犯罪人將欺詐性財產歸誰所有，無論該財產是他自己所有（即擁有的）還是轉讓給他人，都應追究其刑事責任。（3） 詐騙對方后要求對方返還貨物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在本案中，高某等人以欺騙手段與浙江省另外兩家單位簽訂價值53萬余元的合同，并實際收到對方價值13萬余元的貨物其在浙江發現貨物被騙，并多次催促高某等人，但沒有結果。隨后,在高某公司所在地公安機關的監督下,高某將貨物交還了兩個單位。高某等人先利用合同詐騙對方財產，然后應對方要求返還被騙財產的上述行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不構成犯罪的觀點認為，非法占有公私財產必須是永久占有才能構成犯罪，暫時占有和暫時占有不構成犯罪。這種觀點在實踐中是有害的。它為罪犯提供了許多可利用的漏洞。因此，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不應以行為人占有財產的時間長短來衡量，但取決于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導致公私財產所有權的非法轉移（即非法獲得對他人財產的實際控制權）。只要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欺騙手段，使對方相信并自愿交出財產，從而非法轉讓財產的所有權關系，即使非法占有時間很短，也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對于退貨，可以認為是一種寬大的量刑情節。相反，如果行為人沒有欺詐意圖和目的，事實上沒有非法轉讓他人財產所有權，即使占有時間較長，也不應視為合同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