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12年5月，原告定遠某公司邀請被告南通某公司參與原告開發(fā)的定遠縣某住宅樓的建設工程招標，被告公司委托黃某、時某持被告相關文件參與投標活動，并中標。在中標后，2012年7月20日，黃、時二人以被告公司名義與原告簽訂了《建設工程施工協(xié)議》，后又簽訂了建設工程承發(fā)包安全管理協(xié)議等。合同簽訂后，被告任命黃某為該項目負責人并組織進場施工。在施工過程中原告在督促黃某辦理入滁施工的備案手續(xù)時，黃某以種種借口推諉和拖延。原告在對合同資料進行審查時發(fā)現(xiàn)黃某所提供給原告的各種文件上加蓋的公章均是被告公司**分公司的印章，且對印章上的(3)進行了遮蓋，與被告正式公章不同。原告認為黃某所加蓋的公章為假冒，黃某在無被告代理權、無相關資質(zhì)的情況下，以欺詐手段使原告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與之簽訂合同，使原告遭受重大損失，故起訴至我院請求判決撤銷與黃某以被告名義簽訂的所有合同。

【審判】

本院經(jīng)審理認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原告在邀請被告參與其開發(fā)的定遠某住宅樓工程招標中，被告委托黃、時二人代表公司并提交相關材料參與投標活動，且所有的招標文件中加蓋的均是被告**分公司的印章，且還加蓋了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印章，此行為并不是黃、時二人的個人行為。盡管被告提供的印章是**分公司的印章且對印章上的(3)進行了遮蓋，但從被告提供的招標文件的信息中明確可以看出被告的資信情況，同時在原、被告提供的《企業(yè)資質(zhì)及業(yè)績資料》封面有被告的企業(yè)公章及加蓋的**分公司的公章，且兩枚印章明顯不一致，對此原告當時并沒有提出疑問，而且被告對黃某、時某的行為一直明確予以認可，故以被告**分公司與原告簽訂的《建設施工協(xié)議》及相關協(xié)議屬有效，同時在協(xié)議簽訂后，被告按約進場施工，并已以被告名義實際履行合同項下的義務，且在施工過程中雙方就合同履行中的問題幾次進行磋商，且在**義科律師事務所律師馬律師以律師函的形式就原告入滁備案情況回復“已啟動辦理入滁備案手續(xù)的相關工作”，原告收到此函后于2012年11月12日回復被告，并就“入滁備案手續(xù)問題、關于剩余5棟樓進場施工問題及工程進度款支付問題”提出了看法和要求，說明原告是認可該律師事務所及律師具有代理權的，期間的律師函是代表被告公司，也足以說明原告對被告是合同主體的認可，黃某、時某在得到被告公司授權的情況下參與工程投標并組織施工的，并不是沒有代理權，也沒有超越代理權，此合同生效不需要合同另一方即原告的追認。且被告在招標及合同履行中均是以自己名義作出行為，并沒有欺詐行為，故原告以黃某、時某假冒被告公司名義簽訂合同要求撤銷合同沒有法律依據(jù)，故定遠縣人民法院依法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評析】

本案爭議的焦點是：黃某、時某以被告公司的名義與原告簽訂的合同及相關協(xié)議是否存在欺詐，所簽訂的合同及相關協(xié)議是否有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規(guī)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68條規(guī)定：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

本案中，黃某、時某持被告的授權委托書和被告的相關文件參與投保活動并中標。在投標過程中，黃某、時某持有的相關文件中加蓋的是被告**分公司的印章，提供的被告公司《企業(yè)資質(zhì)及業(yè)績資料》封面有被告的企業(yè)公章及加蓋的**分公司的印章，其內(nèi)容均是被告公司的有關真實信息。中標后，黃某、時某以被告公司名義與原告簽訂了施工協(xié)議，后又簽訂了工程承發(fā)包安全管理協(xié)議等，協(xié)議中加蓋的均是被告公司**分公司的印章，還加蓋有被告公司法人的印章，所以被告公司不存在欺詐行為。且從雙方的來往函件等都可以看出，被告公司對其**分公司的行為均是予以認可的。原告公司也并沒有因為被告公司以其**分公司印章簽訂的合同及相關協(xié)議而違背其真實意思表示，且雙方在合同簽訂后均履行了部分義務。所以原、被告雙方簽訂的施工合同及相關協(xié)議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法律、法規(guī)的強制性規(guī)定，應為合法有效，原告要求撤銷合同及相關協(xié)議的理由不能成立。

(作者單位：安徽省定遠縣人民法院)

來源：律霸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