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令制度得到法律界廣泛認可，一度被稱為律師調查的“**寶劍”。

8個月后的2010年5月，**仟方律師事務所律師聶-建打算前往山東濟寧調查一名負債者的房產信息。臨行前，他擔心當地房管局不讓查，便向鄭州市中原區法院申請了調查令。這張調查令也成為我省推廣該制度后開出的第一張調查令。

然而，記者近日調查發現，這項一度被稱為律師調查“**寶劍”的制度，在近3年的時間里，卻鮮有使用。那么，其原因何在?

何謂調查令?

調查令就是法院賦予律師代表法院行使的調查權，被調查人不得拒絕提供其掌握的證據。

律師為何不用?

不需要：律師向法官申請，法官會親自調查，這樣調查比較順利，效率也高;

不好用：被調查單位可以使用各種方式進行搪塞，特別是一些比較“牛氣”的單位。

問題及建議

調查令只能緩解律師調查取證難的問題，治本之策，還需更多的剛性制度來保障和規范律師的調查權。

建議該制度進一步完善后，在《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等法律中有更廣泛的體現。

第一個“吃螃蟹”者：

跨省出示調查令

**仟方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聶-建，被稱為調查令制度出臺后“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但兩年了，也就吃了那一只螃蟹。”昨日，他在電話里對記者說，

2010年初，聶-建代理了原告**瑞龍紡織有限公司貿易部與被告濟寧市**紡織有限公司經濟糾紛一案。

因被告一直未能支付原告貨款29863.57元，**瑞龍紡織有限公司便將濟寧市**紡織有限公司告到鄭州市中原區法院。

法院開庭審理后認為，被告不依其承諾履行給付原告貨款義務，已構成違約，應承擔繼續履行的違約責任，遂判決被告10日內給付原告**瑞龍紡織有限公司貨款29863.5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3772.89元。

作為當時原告代理人的聶-建說：“當時之所以提出調查令申請，是因為被執行方負責人在這場官司中態度很不配合，接到法庭傳票后也沒有出庭，法院作出判決后，是我們和法院的工作人員一起，將其堵在屋里才將判決書交給他們確認的。法院曾調查過被執行方的銀行戶頭，發現僅有少量存款，我們后來調查得知，被執行方有一處寫字樓，但寫字樓的具體歸屬是誰還不能確認。因為其所在地為濟寧，以律師身份跨省調查，往往很容易碰釘子，所以我就想起了省法院出臺的《規定》中提到的調查令制度，就向法院提出了申請。”

昨日，正在外地辦理案件的聶-建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后來我拿著調查令到濟寧，結果對方很配合。后來這個案件因為找到了被執行人，順利得以執結。”

“不過從那個案件以后，我就再也沒有申請過調查令。”聶-建說，“因為按照制度要求，律師申請調查令只能在執行環節，律師需要申請的機會并不太多，而且申請需要一定的時間。如果不是像第一次需要跨省調查擔心空跑的特殊情況，一般是不會想著使用調查令的。”

調查發現：

調查令鮮有使用

按照省高級法院的要求，調查令是由人民法院簽發的一種規范性法律文件，只不過不由人民法院執行員親自實施，而是委托或者授權申請人委托的律師來實施，可以說它仍是法院的調查行為。

按照該《規定》，被調查人不得拒絕提供其掌握的證據。一旦無正當理由拒絕，應按妨礙執行論。推行執行調查令制度，可使申請執行人盡可能全面地了解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和履行能力情況等，包括：被執行人的基本情況，主要是工商登記情況;被執行人的財產情況，主要是房地產登記情況、機器設備登記情況等;能夠證明被執行人有無實際履行能力的其他情況等。

調查令制度出現之后，得到了法律界的廣泛認可，一度被稱為律師調查的“**寶劍”。

“調查令就是法院賦予律師代表法院行使的調查權。”**國基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軍說，“這就像給律師的一道”令牌“，讓律師出門調查有了底氣，因為此時他所代表的是法院而不是律師本人。”

省政法學院副教授劉*勛也認為，以往律師調查權有別于司法機關所擁有的調查權，沒有強制性，調查令制度的建立，可以使當事人更多地提供被執行人的財產線索。

然而，記者調查后卻發現，調查令制度實施近3年，使用的頻率卻少之又少。

記者聯系了發出首個調查令的鄭州市中原區法院，該院執行局稱，除了第一年還有三四例之外，這兩年基本沒有接到申請。

鄭州市金水區法院政治部也表示，幾乎沒有接到過這種申請，“有也是極少”。

在登封市法院，記者也沒能打聽到使用調查令的情況。

鄭州市中級法院的執行局法官告訴記者，估計全市都不會有多少。

而記者聯系到的五六個知名律師事務所，都稱極少有律師使用。

律師切身體會：

調查令還未成為真正的“**寶劍”

擁有“**寶劍”為何不使用?

河南鼎榮律師事務所律師張*偉說，似乎知道有這么個制度，但似乎適用的范圍不大，用的機會并不多，而且基本上需要調查的，律師都可以調查得到。

**天基律師事務所律師秦*賢，是他們律師所為數不多曾申請過調查令的律師。

“我是申請了，可是沒被批準。因為那個基層法院對這個沒有確立格式范本。我應該是到他們院申請調查令的第一個律師，所以他們要做準備。后來我也不想這么麻煩了。”秦*賢說。

**國基律師事務所律師路*晞記得他們所里有一名律師曾申請成功過調查令，因為是去外地調查，法官無法抽出足夠的時間，就使用了調查令。

“其實如果不太遠的話，律師向法官申請，法官都會親自進行調查，這樣調查會比較順利，效率也會提高。如果使用調查令，還要經過申請和審批的程序，拿著調查令如果遭到拒絕會更費事。雖然理論上可以追責被調查方，但一般沒有人找這個麻煩。”路*晞說。

據了解，早在1998年12月，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即開始試點推行律師向法院申請民事證據調查令制度。而10年以后上海市律師協會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律師持調查令取證時，有45.09%的對象拒絕律師調查，要求法院來查;有38.2%的對象借口推諉。

此外，調查令往往遭遇“內部規定”等理由對抗，不予理睬、拖延時間等現象也比較常見。

“在2008年6月的《律師法》修改之前，有關法律規定是，律師行使調查權時，必須先經有關單位或個人同意。”秦*賢說，“即使是在《律師法》出臺后，律師調查取證的地位依然尷尬。大多數單位只接受公檢法3家調查取證，根本不接待律師，尤其在政府部門、金融機關。有些當事人只能用一些邊緣手段獲得證據，而更多當事人只得申請法院調查。”

聶-建說：“其實，我已經做好了思想準備，因為法律再嚴厲也有人違法，法院再嚴肅也有人不接傳票拒收判決書。這樣的一份調查令，被調查單位可以使用各種方式進行搪塞，特別是一些比較”牛氣“的單位。它如果真的不理你，你真的可以按照民訴法上講的對其進行罰款、拘留?恐怕這個實施起來會很麻煩，也會很浪費司法資源。”

路*晞說：“從事實來看，調查令還遠沒有成為”**寶劍“。”

專家學者建言：

在立法層面完善后推廣

雖然“兩年只吃了一只螃蟹”，但聶-建依然對調查令充滿期待。

“我覺得應該賦予調查令適當的法律效力，避免其淪為介紹信。同時，將該制度調研完善后在全國實施，方便各地統一執行。我們律師有一個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將調查令制度應用到訴訟的整個過程中去，真正實現讓法官專注居中裁判，讓律師享有應有的調查權利。”聶-建說，調查令的積極意義不能否定。除能保證律師調查權之外，還能緩解目前法院案多法官少的現狀。但目前該調查令僅是一份指導性意見，缺少立法的支持。建議該制度進一步完善后，在《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等法律中有更廣泛的體現。

河南孫*明律師事務所律師孫*明說，其實調查令的推廣，法官應當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在合適的案件中，主動推廣調查令的使用，漸漸地使其變為常態。

**金博大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根認為，調查令只能部分緩解律師調查取證難的問題，而治本之策，還是需用更多的剛性制度來保障和規范律師的調查權，從而更好地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司法的公平公正。比如，律師之所以遇到調查困境，關鍵的一點，就是現在很多政府機構的信息還不公開。通常而言，凡是在政府或有關部門登記的信息，都應該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特例。所以，要解決律師調查難的問題，治本之策，還是要促使政府加大信息公開力度。

**程功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華則認為，雖然律師的取證權由來已久，但取證權沒有制裁措施保障，因此調查令制度的核心是“令”，讓調查令推廣下去的關鍵在于制裁措施，即違反調查令的，按妨害民事訴訟論。但如此行文，涉及國家公權的配置，應是國家層面的立法，絕非法院可以自行立法解決的。這恐怕是調查令制度推行的最大難題。

“律師調查令制度，可解決如財產線索的調查等工作難題，避免了無謂耗費屬于公共資源的執行精力，有利于實現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律師需要調查令，但實施執行調查令制度要有足夠的配套措施。”劉*勛認為，現階段，執行調查令這一形式還遠遠沒有被社會普遍接受。因而除將執行調查令作為申請調查取證的規則確定下來外，制訂統一樣式十分重要。為此，人民法院有必要制定統一樣式，納入《法院訴訟文書樣式》之中。此外，要將合理的律師代理費用等計入執行實際支出費用，確定由被執行人承擔。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加強溝通和協調，確保執行調查令在限定的調查范圍內暢通無阻。人民法院實施執行調查令制度，有賴于全社會的共同配合，要做好必要的說明和解釋工作，爭取全社會的理解和支持。如在實際工作中發現問題要及時加以研究、溝通和協調，以保證執行調查令在限定的調查范圍內暢通無阻。”劉*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