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防衛權制度的誕生,與立法者的價值取向有很大的關系。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分析特殊防衛權制度的價值取向:
(一)從刑法的人權保障與社會保護機能方面來看。人權保障機能和社會保護機能的沖突是刑法價值沖突的聚焦點,它可以涵蓋一般正義和個別正義、安全和靈活等價值沖突形式.特殊防衛權制度反映了不法侵害人與防衛人兩者的利益沖突,也就是立法者對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和社會保護機能兩者的選擇。刑法第20條第3款的規定使得原來應該保持平衡的刑法兩大機能失衡,有悖于人權保障的要求。特殊防衛權制度沒有規定防衛限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立法者沒有注意到刑法的人權保障與社會保護這兩大機能的協調與平衡,這種立法的價值取向賦予了公民極大的正當防衛權,但對不法侵害人的合法權益卻照顧不周,有導致特殊防衛權濫用的趨勢。刑法作為最重要的基本法之一,社會保護和人權保障是刑法的兩大機能。社會保護要求刑法通過懲罰犯罪來維護社會秩序;人權保障則意味著刑法須在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之間劃定一條合理的界線,通過防范公權越界來保護公民權利。因此,特殊防衛權的設立在強化防衛人權利的同時,弱化了對不法侵害者應有合法權益的保護
(二)從刑法的正義性與功利性的取舍方面來看。功利性和正義性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一對矛盾。正如有學者說,“沒有功利,公正無所依存,沒有公正,功利必成公害.刑法制度也是功利性與正義性取舍的產物,作為刑法的一項基本制度的正當防衛權中的特殊防衛權制度也不例外。他們之所以有這種選擇,是因為他們認為防衛人是弱者,侵害人是強者,而法律應當首先保護弱者的權利。但是他們卻忽略了在防衛過程中存在一個角色轉化的過程。防衛人在遭受侵害人有備而來的侵害時是處于弱勢地位的,但是防衛人在實施防衛行為后,可能造成不法侵害人的傷亡,此時不法侵害人就取代防衛人,成為了弱者。因此正當防衛制度也需要保護不法侵害人的合法權益,從而對防衛人的防衛行為作出一定的限度要求,然而,特殊防衛權制度卻為了維護社會穩定,鼓勵見義勇為而取消了此種限制,對不法侵害人造成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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