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聞侵權名譽權的抗辯事由有哪些？

(一)、文章內容的真實程度

《93名譽權解答》第七項規定：因新聞報道嚴重失實，致他人名譽受到侵害的，應按照侵害他人名譽權處理。第八項規定：因撰寫、發表批評性文章引起的名譽權糾紛，人民法院在受理時分三種情況處理：(一)文章反映的問題基本真實，沒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內容的，不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二)文章反映的問題雖基本屬實，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內容，使他人名譽受到侵害的，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三)文章的基本內容失實，使他人名譽受到侵害的，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98名譽權解釋》第九項規定：新聞單位對生產者、經營者、銷售者的產品質量或者服務質量進行批評、評論，內容基本屬實，沒有侮辱內容的，不應認定為侵害其名譽權;主要內容失實，損害其名譽的，應當認定為侵害名譽權。

綜合上述幾項規定，可以看出，這兩個司法解釋把媒體發表的文章內容的真實程度分為四個級別：完全真實、基本屬實、基本內容失實和嚴重失實。法院在接到訴訟人的訴訟請求后，經核實被指控文章內容完全真實或基本真實，并且沒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內容，根據《民事訴訟法》，可以裁定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只有嚴重失實的新聞報道和基本內容失實的批評、評論文章，使他人名譽受到侵害，法院才認定侵害名譽權指控成立。這些規定控制了“濫訴”行為，使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媒體不至于動輒得咎，成為被告席上的常客，保證了新聞傳播工作的正常運行。

這兩個司法解釋把文章的真實程度作為抗辯事由之一，是符合“真實是新聞的生命”這一新聞學基本命題的，也與我國法律把事實虛假作為誹謗構成要件的規定相一致。雖然真實程度的認定易有分歧，但從我國近20年處理名譽權糾紛的司法實踐看，人民法院對具體事件的認定絕大多數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二)、公正評論

除廣告和文學作品外，新聞媒體傳播的信息不外事實信息和意見信息。事實信息即新聞報道，意見信息就是通常所說的新聞評論。保護公民、媒體的正當批評權利，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主要標志。英美誹謗法均把公正評論作為被告對抗誹謗指控的抗辯事由之一。美國判例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沙利文訴《紐約時報》誹謗案(20世紀60年代)，《紐約時報》就是以公正評論為抗辯事由而最終獲勝的。

國際慣例，公正評論的認定主要根據兩個標準。其一，作者寫作、媒體發表評論的主觀態度。如果主觀態度出于誠心和善意，即使言辭偏激、尖刻甚至帶有一定的誹謗性，也屬于公正評論。主觀態度出于惡意，則不屬于公正評論。其二，作者寫作、媒體發表評論的目的和意圖。如果寫作、發表評論意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滿足公眾合理興趣，則屬于公正評論，比如對政府事務、商品質量和服務、公眾人物(政府官員、文體明星等)的批評、評價;否則不視為公正評論。

我國《憲法》第四十一條賦予了公民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批評和建議權利。《98名譽權解釋》第九項和《93名譽權解答》第八項的規定，既可視為我國真實程度抗辯事由，又可視為公正評論抗辯事由的法律依據。司法實踐中，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影響的中國國際貿易中心訴吳祖光侵害名譽權案(1992年—1995年)，被告吳祖光就是以公正評論為抗辯事由而獲勝的。

法律把“公正評論”作為抗辯事由，體現了在表達自由權和名譽權之間，法律對社會公益有關的評論予以優先保護的精神。我國雖沒有單獨的誹謗法，但上述的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中的具體運用，在“公正評論”原則方面是和國際逐漸接軌的。

(三)、客觀準確報道國家機關公開的文書和職權行為

對國家機關制作的公開文書、實施的公開職權行為的報道和以此為事實根據寫作的評論，是新聞媒體的主要內容之一。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我國的新聞媒體擔負著協助黨和政府管理國家事務的任務，因此，報道國家機關公開的文書和實施的職權行為，也是我國新聞媒體義不容辭的責任。新聞單位報道國家機關公開的文書和實施的職權行為的作品，如果被指控侵害了他人名譽權，這種指控是否成立?《98名譽權解釋》第六項給予了明確規定：“新聞單位根據國家機關依職權制作的公開文書和實施的公開的職權行為所作的報道，其報道客觀準確的，不應當認定侵害他人名譽權;其報道失實，或者前述文書和職權行為已公開糾正而拒絕更正報道，致使他人名譽權受到損害的，應當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這項司法解釋的回答是否定的。

國內不少學者把政府機關公開的文書和職權行為稱為新聞媒體“權威的消息源”，這是符合行政機關的職權要求和我國新聞傳播的具體特點的。政府機關公開的文書和職權行為的權威性，是其發揮行政效力的前提。信息傳播對“時效”的高度要求，使新聞單位不可能對所有信息源的具體情況進行核查，況且我國法律也沒有賦予新聞媒體核查政府機關文書和職權行為的權利。

新聞單位如果因報道國家機關公開的文書和職權行為侵害了特定人的名譽權而受到指控，可以根據《98名譽權解釋》第六項的規定，以“客觀準確報道國家機關公開的文書和職權行為”為抗辯事由予以抗辯。事實上，名譽權受到侵害的特定人完全可以根據《行政訴訟法》和《國家賠償法》起訴相應的行政機關，向其尋求賠償，而不是一味地去告媒體。

這一抗辯事由類似于國際誹謗法中的特許權規定。特許權是指為了公眾利益或者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公民、法人可以作誹謗性陳述而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特許權分絕對特許權和有限特許權。議員在議會中的發言、訴訟當事人的當庭陳述等屬絕對特許權，其言論受到法律的絕對豁免。新聞媒體對官方文書、活動和社會組織的報道享有有限特許權，因享有這種特許權必須以報道公正準確、不具惡意和與公益有關為前提。②

另外，在司法實踐中，被報道人同意也常作為新聞侵害名譽權糾紛的抗辯事由之一。被報道人同意分明示和默示兩種方式。明示指被報道人以口頭或書面形式向作者和新聞媒體明確表示可以對自己進行報道并予以發表，西方國家通常以被報道人簽訂讓渡書的形式來體現。當事人知道對方是記者而接受其采訪、拍攝，沒有明確表示不準其發表，則視為當事人默示同意。當然，不管是明示或默示，被報道人的同意應當是真實意思的表示，用欺騙、脅迫等不正當手段獲得的被報道人同意不能作為抗辯事由。

法律對新聞侵害名譽權抗辯事由的規定，是為了在公民、法人的私權與公民、新聞媒體的公權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名譽權是公民和法人依法享有受社會公正評價的權利和要求他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損害這種公正評價的權利，是人格權中的一項重要權利，屬于民事主體的私權。公民和新聞媒體依法享有表達自由權和輿論監督權等基本政治權利，即公權。現實中，民事主體的名譽權和公民、新聞媒體的表達自由權、輿論監督權往往產生矛盾和沖突。在處理新聞侵害名譽權糾紛時，既要保護公民、法人的名譽權不受侵害，又要保護公民、新聞媒體合法的表達自由權和輿論監督權。各國法律對公民、法人的名譽權都有明確、嚴格的規定。法律對新聞侵害名譽權抗辯事由的規定，就是為了保護公民、新聞媒體合法的表達自由權和輿論監督權。我國法律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把文章內容的真實程度、公正評論、客觀準確報道國家機關公開的文書和職權行為等規定為新聞侵害名譽權糾紛的抗辯事由，對調動公民關心社會公共事務的積極性，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都具有重要意義。

綜合上面所說的，侵犯名譽權一般是在沒有經過當事人的同意就嚴重的誹謗他人，從而使他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損害，特別是作為新聞媒體的工作者如果有什么違法的行事，那么自己是可以利用法律的程序來進行處理，所以，合法的處理自己的案件但必須要有合法的證據。

侵犯名譽權責任承擔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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