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配偶權保護的立法現狀

的確如專家學者所云，婚姻立法上對配偶權問題，無論“50婚姻法”還是“80婚姻法”均無明確規定，2001年4月九屆人大第二十一次會議決定對婚姻法修改時，因配偶權立法爭議較大而未能定論。但是，筆者認為，新修改的婚姻法盡管未在立法條文中明確規定配偶權，但在較多條文中已明顯體現了法律應當保護配偶權的基本精神，尤其在婚姻法第一章的總則中十分突出，全部條文幾乎均涉及配偶權的保護問題。現具體分述如下：

(一)關于“一夫一妻制”的規定

眾所周知，舊中國乃至中國古之歷朝歷代，均實行一夫多妻制。中國的一夫多妻制始于原始社會后期，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產物，也是父權制婚姻形態之特點。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實行公開的納妾為主要形式的一夫多妻制，帶有等級色彩，并受禮和法的保護。據《禮記.昏義》記載：“古者，天事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②

我國廢除一夫多妻制并確立一夫一妻制的實踐始于抗戰日期的革命根據地的婚姻制度改革，而真正從立法上確立則始見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中共邊區中央局提出并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其第十六條規定：“依據男女平等原則，從政治經濟文化上提高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發揮婦女在經濟上的積極性，保護女工、產婦、兒童、堅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③1950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一條明確規定：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這標志著我國實行的一夫一妻制從國家立法上確立為基本婚姻制度。

一夫一妻制是配偶權的核心內容，配偶權只有通過一夫一妻制的確立方能獲得保障。因此，從我國婚姻立法所確立的一夫一妻制的性質分析，標志著我國的配偶權受法律保護，無論以任何形式侵犯配偶權，都將承擔侵權法律責任。

(二)關于“禁止重婚”的規定

何謂重婚按照我國婚姻法的規定，重婚是指已有配偶的男女未辦理離婚手續又與他人登記結婚，或雖未登記而實際上公開與他人以夫妻關系共同生活，或沒有配偶的男女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行為。④

因重婚構成犯罪的，謂之重婚罪，即自己有配偶而與他人結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依照我國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之規定，追究刑事責任。⑤根據立法精神和司法實踐，重婚與重婚罪性質上雖無多大差別，僅為情節輕重而不同，前者為一般重婚行為，受道德或政紀調整，后者為犯罪行為，受刑法調整。在政策掌握上，“50婚姻法”頒布以前的重婚，一般不再追究，“50婚姻法”施行以后的重婚，必須堅持一夫一妻制的原則，區別情況、嚴肅處理。一般要求，對那些因喜新厭舊、玩弄異性、貪圖享受，騙取錢財等剝削階級思想而重婚者，除依法解除其非法婚姻關系外，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從上列情況所知，重婚行為抑或因重婚犯罪的行為，直接挑戰我國一夫一妻制所內涵的配偶權，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是舊時一夫多妻制在新的時代下的死恢復然。其發生的幾率較高者，多為企業家、個體工商戶等“有錢群體”，或者公職人員移情別愛、外出務工人員見異思遷等“薄情群體”。近些年受“性開放”之影響，且對重婚行為的打擊乏力(一個法院數年之中無一件重婚犯罪案件)，以至重婚行為自由泛濫，隨處可見。

(三)關于“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規定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正如小平同志所言：“窗戶打開后難免飛進幾只蒼蠅。”一些曾經銷聲匿跡的腐朽現象又開始出現。“包二奶”就是其中之一。“包二奶”其實就是人們通常所講的“養小”、“包小姐”之類的生活腐化現象。最高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二條規定：“婚姻法第三條、第三十二條、第四十六條規定的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的共同居住。這就是對“包二奶”現象的界定。比種現象，全面各地皆有，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尤為突出，主體上多發生于富裕階層和權力階層，印驗了老百姓所講的“男人有錢就變壞，女人變壞才有錢”的形象說法。最突出的案例莫如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杰，身為國家級領導人，為包養一個情婦李-平，竟瘋狂斂財四千多萬，被判處死刑，其情婦李-平也被判處無期徒刑，史稱：“雙最”典型(即建國以來最大的受賄案、建國以來職務最高的受賄案)。

“包二奶”現象的危害在于，直接挑戰我國的一夫一妻制原則，破壞社會主義婚姻家庭關系，宣揚“性開放”，鼓吹“性自由”，瓦解社會主義道德觀和婚姻家庭觀，也是危害配偶權最烈的情形之一。因此，修改后的婚姻法不僅重申了“80婚姻法”禁止重婚的規定，而且增加規定了“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此類“同居”構成重婚的，依照刑法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沒有構成犯罪的，公安機關應責令其立即結束姘居，并具結悔過;屢教不改的，由公安機關予以治安處罰，情節惡劣的，實行勞動教養。

(四)關于“夫妻忠實義務”的規定

我國婚姻法第四條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家庭成員間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該條規定，從立法上明確了夫妻之間應當履行互相忠實的義務。“互相忠實”的基本要求是：夫妻作為家庭中的核心成員，作為生活交往之至愛者，應當堅持男女平等，互敬互愛，相互信任，在性愛上排除第三者，在感情上不容許“紅杏出墻”。這是“夫妻忠實”義務的應有之義和當然之舉。現實生活中，配偶一方違反夫妻忠誠義務，與第三人發生婚外性行為，引發精神損害和財產損害糾紛(以下簡稱損害賠償糾紛)，配偶只能向違反夫妻忠誠義務的配偶主張索賠，卻無法向共同侵權的第三人要求賠償，已成為既定的司法走向。且這種走向在理論界獲得支持，基本理由

社會以家庭為細胞，家庭以婚姻為紐帶，婚姻以感情為基礎，感情以互愛為前提。“夫妻忠實義務”，是調節夫妻作為家庭核心成員相互關系的杠桿，是鞏固夫妻關系乃至家庭關系的保障。夫妻雙方忠實履行夫妻忠實義務，就能鞏牢夫妻關系的銅墻鐵壁，增強拒腐防變能力，使第三者無法插足其間，使配偶權免遭侵害。中國歷史上梁-鴻和孟-光的愛情故事，堪為夫妻互相忠實之典范。這一對“才子佳人”因不滿現實而隱居山林，過著清苦平淡的生活，在患難與共的生活中，夫妻間相敬如賓，互敬至愛，創造了“舉案齊眉”的愛情佳話。在中國婚姻家庭史上承傳不衰，影響著中國的世世代代。因此，新修改的婚姻法增加“夫妻忠實義務”的規定，對于調整社會主義的婚姻家庭關系，鞏固社會主義的一夫一妻制，有著十分重要的社會意義。

(五)關于“離婚損害賠償”的規定

婚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要求損害賠償：(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三)實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可以認為，該條是對違反夫妻忠實義務、與異性第三者因發生性行為引發的違法、犯罪行為所應當承擔的法律后果的規定，是對婚姻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的違反后果的宣示性解釋，從而在婚姻立法上確定了離婚過錯賠償制度(原則)。

如前所述，婚姻法第二、三、四條所規定的嚴格禁止的幾種情形，都是對配偶權的侵權損害，尤其是重婚行為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即包二奶)行為是對配偶權構成侵權損害的兩種主要形式，只要從立法上確立侵權人的侵權責任后果，方能喚起違法犯罪者的良知，警示其他社會成員，以鞏固社會主義的婚姻家庭制度。

二、配偶權保護的社會意義

愛情是排他的，這是生物的本能。互愛的雙方都有一種占有欲和歸宿感，不容許有第三者介入。此種觀念，看似傳統、保守的婚姻、家庭觀念，卻恰是中國數千年傳承不衰的婚姻美德與家庭道德。夫妻之間互相忠實，是夫妻恩愛的基礎，是百頭偕老的原動力，是戰勝困難，創造幸福生活的無窮力量。

相反，如果配偶之間受資產階級性觀念的影響，貪求低級趣味，降低人格品位，追求性自由，一旦發生重婚行為或“包二奶”行為，將極大地損害夫妻感情，動搖原有的感情基礎，同床異夢必將遭至分道揚鑣，家庭解體，妻離子散。據全國婦聯統計，我國兩億六千七百萬個家庭中，不和諧的家庭有八千萬個(尤其家庭暴力現象突出)，我國家庭的離婚率占1.45%，每年約有40萬個家庭解體。據記載，現今婦女維權的三大熱點(婚姻家庭、勞動權益、財產權益)中，反映婚姻家庭問題的占60%左右，足見高離婚率、高糾紛率對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造成的沖擊與危害。

如前所述，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這個細胞以婚姻為紐帶。一旦婚姻的紐帶斷離，家庭解體成為必然。眾多的家庭解體，帶出一系列社會問題，諸如子女撫養、財產糾紛、債務分割、住房解決、探望權的實現等，一個家庭的破裂引發眾多社會問題，產生眾多不穩定因素，對社會的和諧發展形成沖擊和影響。因此，以一夫一妻制為基礎的，以夫妻忠實義務為保障的配偶權，作為夫妻人身權的重要內容，應當受到社會主義法律的規范與保護。

三、配偶權保護的立法完善

在現行婚姻法的具體條中，涉及配偶權保護及侵權損害賠償等事項只有兩條規定。一是第八條關于“夫妻忠實義務”的規定，但該條僅為倡導性條款而非懲治性條款。二是第四十六條關于“離婚過錯賠償”的規定，列舉了重婚，“包二奶”、家庭暴力及虐待、遺棄家庭成員四種過錯類型。但根據最高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規定的精神，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的適用必須掌握以下主要條件：第一，有權提起損害賠償請求的主體，只能是合法婚姻關系中的無過錯方，而且必須是由于對方的過錯導致離婚的才可以提出賠償請求，因自身有過錯導致離婚的則無權主張賠償。第二，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主體，只能是離婚訴訟當事人中無過錯方的配偶，而不能向第三者索賠。實踐中不少人主張按四十六條規定，可以允許無過錯方向婚姻當事人以外的第三者責任人主張賠償，但《解釋》考慮到配偶權問題在立法上沒有明確，無過錯方向第三者主張賠償則沒有法律基礎，因而至今在全國尚無一例突破。第三，離婚過錯賠償只能在離婚訴訟的同時提出，不允許獨立成訴，且必須以判決離婚為先決條件。如果按照以上理解，對配偶權的保護顯然乏力，群眾對第三者侵犯配偶權的行為不允許配偶一方主張索賠的規定十分不滿。要求立法修改的呼聲很高。對此，筆者談點個人認識和看法。

婚姻法第四十六條，從條文本身看，并未明確規定不能向第三者主張索賠，并規定了四種過錯賠償的類型。但最高法院的解釋(一)的條文中十分明確，賠償責任主體僅限于無過錯方的配偶。若按“離婚過錯賠償”原則理解，既然前提是具有“過錯”，且在離婚中實行“過錯賠償”，自然承擔賠償責任的人當為“無過錯方的配偶”。因此而論，**解釋符合立法本意。但筆者認為，法律規定離婚的無過錯方不能向侵權第三人主張索賠，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司法實務上都缺乏說服力，也不符合中華民族的傳統婚姻道德觀念。這是因為：

其一，從重婚行為抑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包二奶)行為，均屬夫妻一方與第三者的共同違法行為，共同侵害配偶權的侵權成立。依共同侵權理論，夫妻一方與第三者應當在共同侵權中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而按連帶責任理論，無過錯方既可以要求過錯配偶與第三人連帶賠償，也可以要過過錯配偶或第三人單方賠償。因此，按照共同侵權理論和連帶責任理論，離婚訴訟中無過錯方完全有理由向侵權第三者主張索賠，排除無過錯方向第三者索賠的權利是毫無道理的。

其二，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確立的是“離婚過錯賠償”原則。即只要構成過錯應當承擔法律責任。無論重婚行為中的第三者還是“包二奶”中的第三者，均是基于過錯構成共同侵權，且這種過錯表現為故意而非過失，他(她)們理所當然地對自己的故意侵權行為承擔法律責任，如果不允許無過錯方追究第三者的責任，將有違“過錯賠償”的立法本意，也有失社會法制的公平正義。現實生活中，配偶一方違反夫妻忠誠義務，與第三人發生婚外性行為，引發精神損害和財產損害糾紛(以下簡稱損害賠償糾紛)，配偶只能向違反夫妻忠誠義務的配偶主張索賠，卻無法向共同侵權的第三人要求賠償，已成為既定的司法走向。且這種走向在理論界獲得支持，基本理由

其三，重婚和“包二奶”問題已經成為一種道德論喪的社會現象，是侵犯配偶權的兩大主要危險源，亦為廣大人民群眾深惡痛絕。對于此類腐朽的社會現象，作為法德并治的中國不應當無動于衷，而應當從法律上進行規治，借以鞏固社會主義的婚姻家庭制度，將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文化發揚光大，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

筆者認為，根據司法實踐和基層群眾的意見，以下幾類情況，離婚無過錯方有權向侵權第三者主張索賠

(1)明知他人有配偶，主動勾引，與之重婚或同居，道德敗壞，影響惡劣者;

(2)公然威脅無過錯配偶，采取毆打、暴力威脅等方式逼其離婚，民憤極大者;

(3)引起被侵權配偶精神失常、自殺等嚴重后果的;

(4)經基層組織或公安機關教育、訓誡仍不悔改，拒不解除重婚、同居關系、影響治安秩序者。籍此，筆者建議國家立法機關深入調查研究，傾聽群眾呼聲，著手修改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