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被告人郁某系某置業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以該置業公司向某工地提供鋼材為由，與某金屬材料公司達成協議，郁某先支付人民幣5萬元現金，隨后以支票的形式付清剩余貨款，向某金屬材料公司購買了總計價值人民幣49萬余元的鋼材。嗣后，郁某分別開具了兩張剩余貨款總計金額為人民幣44萬余元的支票給某金屬材料公司。支票被解入銀行后，因存款不足而遭退票。此后，某金屬材料公司未再找到郁某本人。

分歧意見對被告人郁某的行為應如何定性，主要有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郁某的行為應構成票據詐騙罪。第二種意見認為，郁某的行為應定性為合同詐騙罪。郁某雖然使用了空頭支票，但是詐騙行為發生于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合同關系是其詐騙行為得以實施的基礎，因此符合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構成。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

法理評析票據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金融票據進行詐騙活動，騙取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而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兩者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首先，侵犯的客體不同。票據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雙重客體，既侵犯了他人的財物所有權，又侵犯了國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合同詐騙罪侵犯的也是雙重客體，既侵犯了合同對方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又侵犯了市場交易秩序。其次，票據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側重點不同。票據詐騙罪危害的主要是通過票據的流通和使用活動體現出來的國家對金融票據業務的管理制度。合同詐騙發生于商品生產流通過程中，不僅騙取巨額公私財產，還危及相關合同的正常履行，破壞正常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第三，客觀方面的表現不同。票據詐騙罪是基于票據關系騙取財物，合同詐騙罪是基于合同關系騙取財物。

票據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容易混淆的情形是，行為人使用了合同與票據兩種形式騙取財物，集中體現在《刑法》第224條第2項的規定上。該項指出，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合同詐騙罪。這就牽涉到如何把握合同關系與票據關系的問題。筆者認為，可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廓清票據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關系：

第一，在合同簽訂之后，票據僅作為支付貨款的方式，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此情形下，行為人主要是借助合同騙取他人財物，票據客觀上只是支付手段。因此，票據詐騙罪賴以成立的票據詐騙關系并不存在。

第二，在簽訂合同時，雙方約定以票據擔保合同履行的，應視票據的具體狀態界定具體罪名。如果是使用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作擔保的，依《刑法》規定，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第三，如果是簽發空頭支票擔保合同履行的，就可能產生票據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競合問題。所謂空頭支票，是指出票人所簽發的支票金額超過其付款時在付款人處實有的存款金額的支票。空頭支票不屬于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范疇，其畢竟是真實的票據。因此，以空頭支票作為合同擔保方式的，不能援引《刑法》第224條第2項，根據案情可援引該條其他項的規定。同時，以空頭支票作擔保騙取財物的，亦符合《刑法》第194條第4項的規定，即簽發空頭支票或者與預留印簽不符的支票騙取財物的，構成票據詐騙罪。可見，在此情形下，票據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存在交叉關系，系法條競合。按照擇一重處斷的原則，對相同情節的行為，票據詐騙罪的刑罰要重于合同詐騙罪，因此應認定為票據詐騙罪。

本案中，支票是在合同關系成立之后簽發的，其作用僅僅是付款的一種手段，并不是合同得以實現的擔保方式，被害人也不是因為支票的存在而向被告人郁某發送鋼材。被告人郁某騙取鋼材主要是基于合同關系而非票據關系，此時合同詐騙罪與票據詐騙罪未形成法條競合的關系，其行為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