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環境污染損害的民事責任是一種特殊的侵權行為責任。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侵權行為責任分為普通的侵權行為責任和特殊的侵權行為責任，而環境民事責任則屬于特殊侵權行為責任。它與普通侵權的民事責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侵權行為人在無過錯的情況下給他人造成污染損害，也應當承擔責任。既只要行為人的活動造成了環境污染或者破壞，導致他人財產和人身的損害，依法就應承擔的責任。目前在我國的《民法通則》和《環境保護法》以及民法學者的論著中將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責任視為特殊侵權行為責任，即實行的無過錯責任制度。

其次，環境污染損害的民事責任是平等主體之間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的責任。由于環境污染損害民事責任主要是解決平等主體之間的侵權責任問題，所以，當環境法律關系主體中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環境保護義務而侵害了他人的環境權益時，法律就要求環境侵權行為人向被侵權人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責任，以保護、恢復或者補償被侵害的權利。這是環境民事責任區別于環境行政責任和環境刑事責任以及環境民事制裁的主要之點，因為環境行政責任、環境刑事責任和環境民事制裁均是行為人向國家承擔的責任，而不是向另一方當事人承擔的責任。

最后，環境污染損害的民事責任不以當事人是否違法為前提。合法行為造成了環境污染致使他人環境利益受到損害也同樣要承擔民事責任。因為在實踐當中，許多企業都是經過國家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批準注冊登記的合法的市場主體，其生產經營活動也是合法的，甚至在多數情況下排放的污染物也是符合國家或地方規定的排放標準的。但是，生產經營活動的合法并不等于環境行為適格，排放的污染物符合排放標準不等于排放的污染物是無害的，所以只要造成了環境污染危害就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由于環境污染危害與其他的民事侵權有以上諸多的區別，所以承擔民事責任要求的條件也是不同的。一般的民事責任構成包括行為的違法性、損害事實存在、違法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等方面的要件。而環境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則不要求行為人違法，也不要求侵權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對于無過失行為造成環境污染損害的也要承擔責任。因此，環境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只需要下列構成要件：

1、必須有污染損害環境的事實

環境污染造成他人損害的事實是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基本條件，如果沒有造成環境污染損害的事實，當然不會發生這方面的民事責任。然而，如何認定環境污染的事實是一個在實踐中值得認真注意的問題，在這方面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和看法。其中一種觀點認為，污染環境致使他人損害的民事責任是法律責任，只要行為人違反法律規定的標準，才會產生法律責任，如果行為人的生產經營活動排放的污染物沒有超過國家或地方規定的標準，即使友人受到損害，行為人也不能承擔民事責任。筆者認為環境污染本身就是大工業的產物，由于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不可能禁止一切污染環境的行為存在，只能將這種污染控制在一定的限度或者范圍內。例如，國家規定了一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在該標準范圍內排放“三廢”是允許的，但并非在該標準范圍內的“三廢”沒有污染。只能說這種污染是人們可以忍受的，或者說是這個標準把環境污染減低到了最低的程度。因此，法律規定的最低范圍和限度并不是確定是否污染的標準，也非無害標準，不能否認在法律規定的范圍或限度內的排放的廢棄物能夠或者可能造成污染危害。因為法律規定的范圍和限度是根據當時的科學技術水平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確定的，國家規定的各種防治污染的規則、標準等是受到特定時期對特定污染源的認識制約的，有些情況下很可能這種規則、標準并不符合污染源的實際污染程度。因此為了實現社會的公平，筆者主張，不論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符合國家有關防治污染的規則和標準，只要給他人造成了損害，就應當認定存在污染事實。

還有人認為《民法通則》124條明確的規定“違法國家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的規定，污染環境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沒有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的規定，怎么能承擔民事責任呢?這是對法律條款的片面理解，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的規定并不僅指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的保護性措施規定，也包括造成污染危害后果的行為。我們也可以反問一句，難道污染環境造成他人環境權益的損害是符合國家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的規定的嗎?實質上，凡是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都是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的規定的。正是因為如此，《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直接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并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個人賠償損失”。

2.損害環境的行為和環境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

在法律上，因果關系是指侵權行為與損害事實

之間的邏輯聯系。有害環境的行為必須與環境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才能讓行為人承擔環境民事責任。亦即受害人的損害是因為行為人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質所造成的。如果受害人受到的損害與排污者的行為沒有任何聯系，當然不構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民事責任。在一般的侵權案件中，侵權行為大多數是直接的作用于受害主體的，認定因果關系比較容易，在環境侵權中對因果關系的確定要比一般侵權在因果關系的認定上要復雜的多。首先，在環境侵權中的侵權行為要通過“環境”這個載體，然后再作用于人體或財產，由于中間多了一個“環節”，使得因果關系不容易直接和立即顯現出來。其二，環境侵權的原因事實是排放到環境中的各種污染物，對于形形色色的諸多的污染物的性質、毒理及其在環境中的遷移、擴散和轉化規律，以及它們對生物和人體健康的危害，尚不能很快做出科學的說明，甚至還有很多沒有被人們所認識，因此很難找到或取得確定因果關系的直接證據。其三，很多污染損害是由于多因子復合作用的結果。致人或動植物的損害可能有多種原因，但有時候可能很多因素單獨都沒有致害的能力，而多因素反映即引起損害，在確定環境民事責任時，常出現一些復雜的因果關系情況。鑒于環境污染侵權的這些特殊情況，如果堅持嚴密的因果關系證明，很可能陷入科學爭論和裁判難決的沼澤中，這無異于剝奪了受害人的賠償請求權。為解決這一困難，一些國家在環境民事訴訟中采用了“因果關系推定”的方法來確定污染行為與污染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即采用“流行病統計學”的方法，只要符合下列條件便可以推定污染行為與污染危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1)污染物在受害人發病前就存在;(2)該污染物在環境中數量和濃度越大，該病的發病率越高;(3)該污染物含量(排放量)少的地方該病的發病率也低;(4)上述統計結果與實驗和醫學上的結論不相矛盾。具備這四個條件，一般情況下都存在因果關系。但是在個別情況下可能不存在因果關系，因為這畢竟是一種旁證的方法，所以要給被告人一個可以提出反證來證明不存在因果關系的機會。

當被告人提出反證足以推翻這種旁證的情況下，“推定”的因果關系則不能成立。這樣有利于保護受害者的合法環境權益，也有利于實現社會公平。我國環境法中目前尚沒有規定“因果關系推定”的制度，但在解決環境污染危害民事責任的行政執法實踐中有所運用。例如淄博市近郊區某村周圍有石油化工廠、電廠、鋁廠等大型工業企業，這些企業排放的廢水中所含的物質各不相同。自90年代初，該村的農民種植的責任田連續幾年發現“小麥不育癥”(即小麥只生長麥穗，不長麥粒)，而在同一田里種植其他作物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為了查清原因，植物保護部門和環境監測部門對周圍各個企業排放的廢水進行監測，都沒有發現導致“小麥不育癥”的物質。最后結合當地的土壤、農民對作物的施肥、使用農藥等有關情況綜合進行分析發現導致“小麥不育癥”是多因子符合作用的結果。在因果關系的確定上，有關方面的專家根據當地農民在此地繁養生息的情況、有關工業企業建立、投入生產的時間、排放廢棄物種類、數量等情況推定這些工廠排放工業廢水引起土壤變化與“小麥不育癥”有因果關系，而后確定這些工廠對當地農民損失給予補償。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為有利于環境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問題的公正合理解決，使環境污染受害者得到及時的救濟，筆者認為我國環境法有借鑒國外做法，確立“因果關系推定”制度的必要。